徐興慶教授演講「水戶學的源流——德川慶喜與澀澤榮一」紀要

　　徐興慶教授為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研究所博士、日本九州大學日本史研究所博士，現為東吳大學日文系專任客座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特約講座教授、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董事等，2021 年（令和 3 年）曾獲日本外務大臣個人表彰。研究專長為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日本文化史，尤以近世日本儒學、宗教及朱舜水 (1600-1682) 研究為專精。中、日文著作等身，如《日中越境文明史における水戸学の諸相》、《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黄檗宗を中心に》、《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東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等。本次演講是徐教授進一步的研究展開，討論水戶學的源流，聚焦於德川慶喜 (1837-1913) 與澀澤榮一 (1840-1931) 在幕末大政奉還時期，與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交流碰撞下的匯聚。

　　演講伊始，徐教授說明近代水戶學的發展狀況與背景，從 1853、1854 年美國培理准將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黑船叩關之後，尊王攘夷——即水戶學的大義名分，在日本各地興起。倒幕派的長州藩、薩摩藩，在改革派、下級武士推動下，逐漸採取與幕府不同的政策，借取尊王攘夷思想，主張殖產興業、抵抗外敵，並在 1867 年 12 月 9 日發動「王政復古」政變，宣佈廢除幕府制度。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也在 1868 年到 1869 年的戊辰戰爭中，徹底打倒幕府勢力。戊辰戰爭因 1868 年為戊辰年而得名，指的是日本幕末時期，明治政府擊敗江戶幕府勢力的一系列內戰。主要戰役先後有鳥羽、伏見之戰、會津戰爭、與箱館戰爭。日本西南方武士以薩摩藩、長州藩為首，組成軍事聯盟，在天皇的支持下成立明治政府，提倡尊王攘夷，並著眼與列強就不平等條約重新談判。大政奉還、尊王攘夷在日本史上，有著正反兩極的評價；正面者言，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展現了政治智慧與政權和平轉移，避免內戰而能順利推進日本近現代化；反面者則認為，大政奉還並非真正的權力交還，而是慶喜「以退為進」——形式上交還政權，背後希望仍由德川家掌握實權，是以保護德川家的利益為出發，並非出於對國家整體的考量，但此策略並未成功，導致了戊辰戰爭的爆發。正反兩派不同的觀點，凸顯歷史的複雜性，以及德川慶喜在日本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著許多可開展面向。

　　其次，徐教授介紹德川慶喜幼年在弘道館的課表及澀澤榮一其人。德川慶喜依例誦讀四書五經、練習書法、接受教官的素讀講授、視察館中文武部門等，受到水戶學影響甚深。澀澤榮一出身埼玉縣農家，自學朱子學、陽明學與《大日本史》，少年時期熱衷尊王攘夷運動，受嚴父「不阿附權勢，秉持情義度一生」的教誨，在時局動盪後，決心不出仕明治政府。水戶學也影響澀澤榮一的思想，其從水戶學中汲取尊王愛國與重視倫理的精神，轉化為推動日本近代經濟發展的道德基礎，提出道德經濟合一的理念：以儒學、史學為基礎，重視道德與國家使命，排斥外來勢力（攘夷思想）。在慶應 3 年 (1867)「大政奉還」後，日本政壇激起了千層浪，徐教授整理四點：其一，從鎌倉時代延續約 670 年的「武家政權」劃下句點。其二，以薩長同盟為首的倒幕計畫因缺少「大義名分」被迫中止。其三，德川幕府失去 263 年的統治權。其四，外國勢力引發的日本內亂，暫時告終。其中，亦促進公武合體。德川幕府〔德川慶喜、勝海舟 (1823-1899) 等〕、倒幕派〔薩摩藩大久保利通 (1830-1878)、西鄉隆盛 (1828-1877)、長州藩〕、旁觀者〔如澀澤榮一、德川昭武 (1853-1910)〕、朝廷、國外勢力（英、法）等，萬頭攢動。

　　接著，徐教授介紹了澀澤榮一在明治 40 年 (1907) 成立「昔夢會」的對話集《昔夢會筆記》。透過澀澤與慶喜的對話，得以了解幕末歷史事件的第一手見解，有利後人了解慶喜決策的背景與個人心境，也為《德川慶喜公傳》的編纂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對研究幕末至明治初期歷史有高度的價值。其中，德川齊昭 (1800-1860)（諡號：烈公）「教誨之事」言：「身為三家、三卿之一的水戶，輔佐幕府有責任，但若有朝一日，即使會與幕府對立，也不能對朝廷起兵」是義公〔德川光圀 (1628-1701)〕以來的家訓。因此慶喜的大政奉還，乃是秉持水戶代代相傳的家訓。這與當時社會普遍認為慶喜乃被迫退位的看法不同；是水戶為避免內戰，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實現政治改革，慶喜也理解倒幕派為國家發展採取行動的初衷，只是遺憾於其使用武力的手段。因此，《昔夢會筆記》中談及鳥羽、伏見之戰的慶喜不再抵抗、江戶無血開城、接受勝海舟建議，與西鄉隆盛談判，是避免城市被戰火摧毀、保護百姓。此間，有三位外國人，分別是薩道義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弗洛貝奇 (Guido Verbeck, 1830-1898)、哥拉巴 (Thomas Blake Glover, 1838-1911)，透過傳教、外交、教育、商業、軍武、支持不同派系，深入參與幕末政治，呈現了當時錯綜復雜的局勢縱橫。

　　澀澤榮一為報答主公恩義，花費約二十年編纂《德川慶喜公傳》，得到德川慶喜的支持與審閱。這部傳記最初的撰寫動機，是因明治維新後慶喜被視為「朝敵」，出於為其雪冤的需求而產生。隨著時間推進，該傳記逐漸轉向實證性的歷史編纂，最終成功為慶喜正名。慶喜被視為王政復古的功臣之一，也反應了澀澤對歷史公正的追求。澀澤在自序中表示，希望《德川慶喜公傳》能與賴山陽 (1781-1832)《日本外史》一樣，為一部客觀、嚴謹的實錄。其全書宗旨為「絕無虛飾，徹底以事實直書」，遙與《昔夢會筆記》相呼應。澀澤亦提到與大隈重信 (1838-1922) 的會面，大隈言「此時日本如八百萬神明齊聚高天原，眾神正在創造新日本，何不將整個日本看成自己的國家效力呢」，使得澀澤顯現出在大我、小我間的抉擇。在《德川慶喜公傳》中，得以見到關於元治元年 (1864) 京都的禁門之變、大久保利通的立場、鳥羽伏見之戰、新政府東征軍、慶喜最初不願成為將軍繼承人、慶喜與勝海舟既分岐又合作的關係等紀載。

　　最後，徐教授總結德川慶喜實施大政奉還的真正原因有三：維持德川家的影響力；避免內戰，維護國家統一；應對外國勢力的壓力，並結合澀澤榮一的立場，接受政權轉移，推動經濟建設，秉持「道德與經濟合一」的理念，致力國家與社會的繁榮。在明治維新後，德川慶喜受到勝海舟、大久保一翁 (1818-1888)、山岡鐵舟 (1836-1888) 等人監視。不過在勝海舟逐漸認識慶喜後，態度亦隨之轉變，勝海舟從監視者變成保護者，甚至替慶喜求情、求爵，結成親家，相互尊重，為日本的現代化鋪平了道路。然而，二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GHQ) 將水戶學認定為侵略戰爭的思想，是近代天皇制意識型態的推動力量，故沒收、查禁許多相關書籍。但繼承水戶學遺產的並非是少數右翼勢力，而是廣泛大眾的國民意識，可以得見水戶學的思想力量，其複雜原委亦值得探討。

　　綜合討論時間，何創時基金會何國慶董事長提到，倒幕派升起天皇的旗幟使慶喜退兵，可以聯想到朱棣 (1360-1424) 攻打濟南城時，因朱元璋 (1328-1398) 畫像而緩兵，以及德川光圀、朱舜水的影響力是否持續延續至幕末？徐教授指出，在光圀家訓中，的確有受朱舜水思想源流的影響因素，至於其他面向，有待後續追蹤。劉序楓教授表示，歷史具有兩面性，慶喜最初受世人認定的懦弱形象，藉由筆記、傳記而翻案，是相當有意思的課題，期待後續論題的開展。陳瑋芬教授問及，最後遭 GHQ 禁掉的書籍是哪些，以及在斯文會、斯文雜誌、時下漢學團體期刊中也可以看到與水戶學、澀澤榮一相關的研究，或可以幫助研究開展。徐教授回覆關於禁書目錄，可參考西尾幹二 (1935-2024)《GHQ 焚書図書開封 11：維新の源流としての水戸学》 (2015) 一書的附錄二。陳威瑨教授言及，在田安德川家第十一代家主德川宗英的書中，有慶喜較為正面的形象紀錄，而《昔夢會筆記》中是否有較多為慶喜平反的內容，對此明治政府得知後，是否有採取相當措施。另外，水戶學與徂徠學的關係，也為日本學界所討論，令人相當好奇。徐教授回覆到，的確有些敏感部分被刪除。水戶學與徂徠學是有很深的淵源，皆有待後續調查。亦有碩、博士生詢問關於哥拉巴與坂本龍馬 (1836-1867) 的關係，徐教授回覆二人的確互為表裡，暗自支持相關派別，影響著幕末政治。其後，諸位教授與徐教授亦討論到，若能從「外部」去觀看幕末到明治的這一時期，的確不失爲一較為客觀、新穎的觀照角度。演講在師友們的對談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