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學宏教授演講「故宮繪畫中的昆蟲書寫」紀要

　　韓學宏教授自 2002 年即在林口台地從事昆蟲為主的野生動物田野調查，至今超過二十年，對於昆蟲的生態十分熟悉。此次演講，韓教授欲分享他所探討的議題，即現代科學對物種的分類命名，是否能與古典文獻中對昆蟲的描述全然相對應呢？應如何從圖像研究角度檢視文獻中的文字敘述？最後，從動物倫理的角度切入，探討古典文獻中與昆蟲相關的書寫及圖像，重新評價古代畫家或書籍編撰者如何看待這些昆蟲，回應動物倫理中尊重生物多樣性的議題。

　　首先，韓教授從漢代劉向父子編校的《山海經》點出人類自古即有食肉、食魚的記載，又由唐 閻立本 (601-673)《職貢圖》、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明 文徵明 (1470-1559)《琴鶴圖》、清 郎世寧《十駿犬》，以及清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等圖像，具體看到人類豢養牛、羊，籠養鸚鵡，騎乘牛車、馬車，以及進行狩獵等行為，呈現出動物自古以來就作為食物、勞動力、表演雜技、觀賞等為人類所利用的情境。再藉由明 仇英《漢宮春曉圖》中，日撲風蝶、夜撲流螢的畫面，帶領我們進入古代文獻中的昆蟲圖畫與書寫。

　　韓教授指出，要理解古代文獻中的昆蟲物種，除了透過古代繪畫中的圖像，對照現今的昆蟲圖鑑描述外，古典文獻的相關文字記載，也值得我們留心析論。像是蝴蝶與蛾的分別，現今學者多認為蝴蝶大致分為蛺蝶科、鳳蝶科、灰蝶科等，但明代王圻父子《三才圖會》記載：「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蝴蝶，一名野蛾。」說明「蛺蝶」就是「蝴蝶」的總稱，「蝴」字若沒有偏旁「虫」，即是「胡蝶」，意指從外面（外地或外國）飛來的蝶。其後又載：「其大如蝙蝠者，或黑或青斑，名曰鳳子蝶，物之善化者。」書中提及的鳳子蝶包括現代鱗翅目的鳳蝶科、蛺蝶科，以及天蠶蛾科的皇蛾等，所以文中才說蛺蝶一名野蛾，可見古代蝴蝶與蛾的分野並不如今日嚴明。

　　《三才圖會》還記載：「今菜中青蟲……以絲自固，一夕視之，其背罅裂，蛻為蝶出矣。其大蝶散卵於甘橘上，為蟲青緣（綠），既久，則去為大蝶。」青菜蟲會蛻變成粉蝶科的紋白蝶，而在柑橘上產卵的則會蛻變成大型鳳蝶。此外，由於古人不知道蝴蝶有交尾現象，因而用化生的角度來解釋蝴蝶的誕生，就像古人認為葉子能化生為蝴蝶，事實上是因為枯葉蝶一類會擬態成葉子的緣故。《三才圖會》又云：「蛾，似黃蝶而小……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亦其類。」據此可知，古人以大小區別蝴蝶跟蛾，大者為蝶，小者為蛾。飛蛾，即所謂的赴火蟲、慕光，名稱源於鱗翅目燈蛾亞科等成員的趨光性特徵。

　　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毛詩品物圖考》記載：「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這段文字是加入了文學想像的生態描寫。圖考中描繪的蜾蠃，今日屬於細腰蜂科「蜾蠃」，以嘴團土如壺形穴，產卵前會將螟蛾幼蟲「螟蛉」啣入土穴中（按：產卵於空木的是蜜蜂科的木蜂），幼蟲經過一段時間化蛹再羽化成蜾蠃。但因古人不理解昆蟲交配與繁殖的實際狀況，故將這段過程解釋為蜾蠃去找螟蛉當義子，並為義子準備食物，最後將螟蛉之子教化成自己的孩子（義子）。

　　關於「螢」，《三才圖會》記載：「螢，夜飛之蟲，腹下有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也有一種如蛆，尾亦帶火，但無翼，不飛，名蛆螢。又一種如蠶，喉下有光如螢，謂之宵行。見《詩‧東山》之篇。」螢火蟲雄蟲會發光的，翅膀大都是黑色。文中的「蛆螢」是講述沒有翅膀，外形如「蛆」也會發出微光的螢火蟲雌蟲。圖考中所彩繪的「螢」身體與翅膀皆為綠色，韓學宏教授認為，畫中所繪的可能是金花蟲，或是耀夜螢之類，如臺灣可見的黃腹藍豔螢金花蟲即是身體綠色、腹部黃色。推測這些小昆蟲的種類辨識不易，造成畫家上色的錯誤。而「如蠶，喉下有光如螢」的「螢」，也有可能是指提燈蟲。

　　接著，韓教授提到古典文獻中的「蜉蝣」是否就是我們今日所認知的「蜉蝣」？《源氏物語》中的蜉蝣，是否等同現今的「蜉蝣目」？還是像有些學者說的是「蜻蛉目」？這些疑問有太多的可能性存在，至今學界也還沒有定論。《三才圖繪》載：「蜉蝣，形似天牛而小，有角，長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根據這樣的描述，有學者認為此處的蜉蝣，指的即是在桑樹上活動的「桑天牛」。然而，日本江戶時代漢學家岡元鳳 (1737-1787)《毛詩品物圖考》則認為蜉蝣是大水黽，因其浮在水面上游泳，故稱為蜉蝣，顯示出明清之際的學者們對蜉蝣的認知，和當代學者十分不同。

　　最後介紹的是清代朱汝琳（約 1696-1762）《草蟲》畫卷。朱汝琳像沈復 (1763-?)《浮生六記．兒時記趣》所言一樣：「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韓教授從朱氏所繪製的昆蟲樣貌、種數、數量，推斷畫家應是透過實際豢養昆蟲、採集活體、撿拾屍體等方式，累積了好幾年實作經驗，透過觀測昆蟲樣貌，參考相關資料，一隻一隻畫，最後花費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集繪完成這卷昆蟲寫生圖，而不是抱持寫意的心態描摹。

　　威爾．金利卡 (Will Kymlicka)、蘇．唐納森 (Sue Donaldson) 在《動物公民：動物權利的政治哲學》第六章「野生動物主權」中主張，動物應享有不被凌虐、囚禁與實驗等普世消極權利，並否定人類以畜牧、狩獵、商業繁殖與動物圈養等方式染指。從朱汝琳這一代草蟲畫家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所繪昆蟲皆是栩栩如生，以及特別難描繪的飛行樣態。由此一呈現方式推測，這些畫家應該也有類似的動物倫理觀點與實踐，並不像人類中心主義者一樣，認為世界上的所有一切生物，皆應為人類所利用。韓教授認為，將這樣的觀點帶入評價朱汝琳的草蟲畫中，具有不同於傳統評價的現代意義。在人類中心主義下的傳統評價，這些作品只是雕蟲小技，因此朱汝琳自己也明言不會售出這些草蟲畫作。一般畫家、收藏家大概也不會正視這些草蟲畫。因為在當時，山水畫作為主流的風潮下；懂得欣賞草蟲畫藝術價值、理解朱汝琳興趣所在的人並不多。但放在現代來看，朱汝琳的草蟲畫是人類跨出自我中心主義下的一大步，是生物中心主義下的偉大篇章，甚至比《百蝶圖》更精彩，因為這部《草蟲》畫卷，所繪製的不只是蝴蝶，還涉及更多其他的昆蟲。

　　在開放討論時段中，文哲所廖肇亨教授指出，「草蟲圖」傳統不只在中國，也傳到日本，像是江戶時代畫家伊藤若沖 (1716-1800) 亦有「草蟲圖」畫作。清中葉時期，乾嘉考據學興起後，詩人所寫的詠物詩，多不同於傳統寄託詠懷的詠物詩，而是將物本身當作單純客觀對象描寫，像是舒位 (1765-1816) 在《缾水齋詩集》中也描寫了很多關於昆蟲的客觀詠物詩，朱汝琳繪製《草蟲》畫卷很可能也是受到時代風潮下的知識結構影響。

　　韓學宏教授補充，在思考古代文獻中關於物種分類問題時，需要留有轉圜餘地，或不同思考徑路，加以考慮多種可能性。像是乾隆（1735-1796 在位）的御製題畫詩〈稻穗螳螂〉中，提及螳螂「也自欣緣倒下枝」，然而，楊大章所繪的卻是長頭蝗，用現代科學角度來看，會覺得是乾隆題錯物種，清人礙於皇帝不會錯的觀念，只好將畫名定為「螳螂」，這是一種解讀法。但若回到清代情境去推想：皇帝在題詩時，理應會有官員提供相關資訊，皇帝若題錯詩，相關大臣即須負起罰責。職是之故，或許，清代昆蟲分類極可能與今日的物種分類學認知不同。

　　主持人陳威瑨教授總結說，昆蟲雖是《詩經》以來的傳統文學議題，但面對古典文獻與畫作時，該如何去解讀、考證、糾謬，實際上則必須仰賴許多跨領域的生態學知識。透過這次演講，韓學宏教授開拓文學研究者較少接觸的昆蟲視野，讓我們重新發現故宮出版的《草蟲捉迷藏》圖錄，還潛藏許多能再發掘探討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