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會議室場次會議報導

第一場
明清博戲文化的媒介特性、話語形構與社會想像

主持人：呂立亭 (Tina Lu) 教授（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發表人：楊婷（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從本色到擲色：明清遊戲中的兩種身份機制
發表人：楊中薇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論　題：下注於未來：17 世紀李漁小說中的虛擬價值與想像的信貸
發表人：Zach Berge-Becker 博士（密西根大學李侃如－羅睿弛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論　題：從修身之道到敗德之藝：明朝的多元圍棋文化
發表人：張一帆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海曼人文中心博士後研究）
論　題：時尚牌戲：晚明蘇州紙牌的圖像、市場與遊戲空間
評論人：呂立亭教授

　　本場次發表聚焦於明清時期博戲的相關討論。博戲在主流論述中向來被視為「小道」，然而其強大的流行力與適應能力，以及其與金錢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游移於消閒與曠業之間的道德灰色地帶，並同時具備能涵攝多樣文化修辭的媒介特性，使其特別適合作為觀察明清兩代經濟、倫理、品味與社會關係急遽變遷的切入點。本組四位發表人分別採取不同研究進路，既將遊戲機制與博具本身視為可供閱讀的文本，也進一步探討博戲在各類文本中如何被變形、再現與詮釋。

　　楊婷女士的研究深入分析明清遊戲中「本色」的具體用例，辨析「犯本色」、「自報本色」與「擲骰定色」等遊戲模式，說明遊戲如何成為觀念史得以生成與轉化的實踐場域。自唐宋以降，「本色」作為人物歸類與典型建構的關鍵概念，廣泛運作於仕宦、戶役、伎樂與戲劇等領域，明清遊戲中的相關實踐亦延續並改寫了此一脈絡。晚明酒令中常見的「自報本色」令約，平準主客視角，並鼓勵參與者進行自我客體化。相對地，骰戲語境中「色」作為骰子與骰色之別名，使「本色」游移於「骰色」與「角色」之間。楊婷透過分析打馬戲、《攬勝圖》及《續紅樓夢》所載骰戲酒令，分析骰戲機制如何形塑一種與「自報本色」型截然不同的、對於「本色」圖景保持距離的身分想像。

　　楊中薇教授以李漁 (1611-1680) 小說〈鬼輸錢活人還賭債〉與〈失千金福因禍至〉為核心，探討 17 世紀信用體系擴張背景下「虛擬價值」(fictive value) 的生成機制及其與小說敘事結構之間的關係。相較於既有研究多著眼於晚明清初現金流通的再現，楊教授轉而關注人們以未來資本為預期基礎的心理結構。探討〈鬼輸錢〉以賭博作為信用社會的縮影，透過籌碼、抵押與延期清算等機制，揭示過度擴張的信用如何導致抵押物質基礎被抽空，並形成金融泡沫；〈失千金〉則以再放貸與海上貿易為題，呈現信貸中「延遲」的時間性如何形塑小說的敘事節奏與因果結構。兩篇小說共同揭露一種以信任、符號與預期為基礎的「以虛生實」運作模式，並將之轉化為敘事的時間結構。李漁藉此將傳統因果報應的道德框架重構為信貸體制的寓言，展現虛擬價值橫行之際，個人、制度與敘事皆深陷信用的危機與誘惑之中。

　　Zach Berge-Becker博士的研究旨在重新將「圍棋作為高雅藝術」的既有論述置入歷史語境之中，指出此一主導話語僅是明代多元圍棋文化中的一種。作為前現代中國「琴棋書畫」四藝之一，圍棋長期被視為高雅的藝術形式與理想的消遣活動，並與自我修養、宇宙觀及儒家道德緊密相連。此一源自士人話語的象徵體系與價值觀延續至今，深刻影響現代學界與棋手對圍棋的理解，使圍棋被賦予高度文化聲望與社會象徵意義。然而，對此一話語的持續強調，也往往遮蔽了其他圍棋文化實踐與參與群體。明代圍棋文化尚包括以圍棋為職業的棋手、地位低微的賭棋者，以及將圍棋視為敗德之藝而加以批判的士人等不同群體。Zach Berge-Becker博士透過比較這些社會群體及其與圍棋互動的方式，嘗試勾勒出明代圍棋文化的多樣面貌，並深化我們對其社會意涵的理解。

　　張一帆博士的文章聚焦於 16 世紀中葉源起於蘇州崑山的紙牌遊戲，探討其如何成為一種新興的地方時尚。一副僅四十張的小牌，何以憑藉印有金錢與《水滸傳》人物的嶄新圖像，以及製作精良的紙張質地，而迅速風靡一時？張博士指出，晚明蘇州作為出版印刷、工藝製作與娛樂文化的重鎮，為跨區域紙牌市場的形成提供了關鍵條件。並以馮夢龍 (1574-1646)、潘之恆 (1556-1621) 等人編纂的遊戲譜錄為切入點，考察以蘇州為中心的紙牌生產與消費網絡，分析紙牌在視覺、觸覺與遊戲層面所展現的多重魅力。譜錄編者同時也是玩家，其書寫揭示了紙牌如何作為一種「時尚媒介」，在高雅話語與日常娛樂之間搭建橋樑，並形塑出一個由精英與大眾共同參與、共享的遊戲空間。（江紀良）

第二場
Networks, Narratives, and Negotiations: Missiona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主持人：李奭學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朱雯琪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論　題：Deviation, Dissonance, and the Limits of Conversion: Reimagining John Hu Across History and Narration
發表人：許維萍教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直解》、《行實》與《圖說》：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古籍形式的模仿、繼承與開展
發表人：柳雨青教授（愛丁堡大學亞洲研究學系）
論　題：The Secret Code to Wealth: Pidgin, Capital, and Nationalism in Wu Jianren’s Novels
評論人：互評

　　本場次發表綜合三項關於 17、18 世紀耶穌會在華傳教活動及其影響的研究。本組三位發表人的研究共同揭示了跨文化接觸的複雜性、文學與宗教適應的創新實踐，以及在早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書籍與文學知識的流動歷程。

　　朱雯琪教授藉由探討一位在耶穌會資助下，前往法國的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 (John Hu) 的經歷，企圖揭露 18 世紀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的脆弱性。不同於其他體現服從與文化適應的先驅者，胡若望在耶穌會安排下被送往法國，但他並未展現出理想皈依者所應具備的特質——服從、克制與文化適應力，最終導致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1936-2021) 的《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 以歷史小說的形式重建了這段經歷，揭示出當耶穌會的傳教策略面對「他者」時所顯露的侷限性。朱教授主張，胡若望的故事不應僅被視為一名失敗的皈依者，而應被理解為一位行動者，其抗拒突顯了傳教事業內部所蘊含的矛盾，更為歷史與文學研究開啟了令人不安、卻極富啟發性的探索途徑。

　　許維萍教授則探討明清時期耶穌會傳教士的書寫實踐，聚焦於他們所撰寫的中文著作，特別是三類頻繁出現的文本型態：「直解」、「行實」與「圖說」。其中「直解」以淺白語言疏通經典，被視為中國訓解系統中長期存在且易於流傳的形式。耶穌會士在翻譯與理解中國思想時，可能同時依據朱熹 (1130-1200)《四書集註》與張居正 (1525-1582)《四書直解》，成為早期聖經漢譯的重要開端。「行實」則以擷取傳主生平事蹟來建構德行典範，文本選擇與敘事取捨往往反映撰者立場與文化框架。許維萍教授以徐光啟 (1562-1633) 父子文本的差異、以及《聖女羅洒行實》如何塑造守貞成聖的敘事為例，說明「行實」在華洋視野交錯下，形成不同的價值排序與「聖」的想像。至於「圖說」，大量結合圖像與文字說明，涵蓋天文、地理、醫學、機械等領域，如《坤輿圖說》《人身圖說》等，透過視覺化知識擴大中國人的世界圖景，也提供思想史與圖像研究互證的可能。許教授透過辨識與分析上述三類文本，說明傳教士如何模仿中國古典文本的格式，以達成宗教上的適應與文化上的融合。

　　柳雨青教授以吳趼人 (1866-1910)《新石頭記》為核心，探討 20 世紀之交中國小說中英語字典、語言教材與「皮欽語」（洋涇濱）的文化意涵。《新石頭記》中賈寶玉在現代中國接觸《電報新編》與《無師自通英語錄》，象徵英語被視為一套可通往現代知識與技術的「密碼」。然而，不同英語學習書籍之間的張力，特別是吳伯惠否定《無師自通英語錄》的情節，揭示實用取向、重效率與牟利的語言工具，與強調學術性、歷史性與權威性的辭書之間的分野。柳雨青教授指出，晚清字典出版熱潮與譯語增殖，不僅形塑新的語言宇宙，也反映知識與資本的交織。換言之，小說中的皮欽語並非單純語言缺陷的象徵，而是一種文學裝置與政治經濟機制：掌握皮欽語被描繪為通往社會流動與致富的資源，但其近似外語又不完全等同的特質，使其成為諷刺新詞迷戀與洋貨崇拜的工具。透過重讀吳趼人的小說，柳雨青教授主張皮欽語的意涵在此時期出現轉變——它不再只是低階語言，而被用來嘲諷那些「英語說得太好」、因而動搖民族認同者。這一轉變折射出民族主義興起下的文化焦慮，並反映商人與士人界線日益模糊所引發的社會不安。（江紀良）

第三場
文本．圖像．遊觀：明清女性的身體展演與媒介實踐

主持人：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唐雨薇教授（南京林業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論　題：從奢香到安履貞——水西安氏女性的空間敘事
發表人：王藝霏（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生）
論　題：創作貞女與貞女創作：姜桂《栢舟圖》及其題跋論述
發表人：陳子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書寫「他史」：清道光朝閨秀嚴蘅的《女世說》研究
發表人：徐雅容（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
論　題：百花何處依：以花榜變遷談晚清民初上海性消費的經營
評論人：胡曉真教授

　　本場次旨在探討明清女性如何透過多元的媒介實踐，在社會規訓、地域文化與時代劇變中，形塑自我認同並開拓情感與人文空間。四位發表者分別從邊疆女性的空間敘事、貞女的圖像創作、女史家的文本編纂，以及近代都會的性消費文化等角度，揭示了女性在「被書寫」與「自我書寫」之間的複雜張力。

　　唐雨薇教授透過對明代奢香夫人（約 1361-1396）與清末安履貞 (1824-1880) 兩位彝族水西安氏女性的研究，分析「內部邊疆」消解的過程。明初奢香夫人開闢「龍場九驛」，其事蹟呈現的是一種「線」性的地理擴張與公共政治行動；然而到了清末，安履貞的詩作則充滿「闌閨」、「重門」等閉鎖性的「點」狀空間意象。唐教授指出，這種從政治領袖到閨秀詩人的敘事轉型，映射出漢文化規訓對土著性別秩序的重塑。性別空間的變遷——從公共領域的行動在場到私人領域的文本在場，不僅是家族向文化正統靠攏的策略，更象徵了邊疆在文化倫理層面被徹底「內地化」。

　　王藝霏女士聚焦於清代貞女姜桂 (?-1762)《栢舟圖》及其題跋網絡，探討貞女如何透過詩畫創作爭取社會認同。首先，該畫卷吸引了以沈德潛 (1673-1769) 為首的江蘇文人集團參與題跋，將貞女事蹟轉化為地方象徵資本。其次，透過「陳淑睿—宋景衛—姜桂—尹瓊華—惲珠 (1771-1833)」等女性間的書寫鏈條，展現了貞女群體在閉鎖內闈中建立的情感互助譜系。王藝霏指出，姜桂在模仿文人畫範式的同時，亦根據自身需求修改細節，其創作實踐既是迎合傳統貞節話語以爭取旌表的策略，也是展現個人才名與生命體悟的自覺行為。

　　陳子悅女士以道光朝閨秀嚴蘅 (1822-1846) 編纂的《女世說》為對象，主張應將此書視為具備自覺史識的「婦女史」寫作。嚴蘅取材自《國朝閨秀正始集》等多元文獻，透過重新編織素材與效仿詩文評的方法，確立了史家的主體性。與傳統宣揚道德教化的「列女」書寫不同，嚴蘅從女性的身體經驗、情感連結及書畫成就出發，建構出一個融詩文書畫與技藝傳承於一體的「女性人文世界」。陳女士強調，這種非典型的史學實踐，為重構中國史學史提供了邊緣視角的必要補充，展現了女性在歷史書寫中的能動性。

　　徐雅容女士則將視角轉向晚清民初上海的性消費經營，討論「花榜」活動的演變。晚清《遊戲報》的花榜最初以文人品評妓女的雅事姿態出現；而到了 1917 年，《新世界報》舉辦的「群芳選舉大會」則顯著提升了公共性與商業性，使花選轉變為一種結合票務盈利與社會資源互動的消費文化活動。徐女士透過分析文本發行與遊戲場經營的關係，揭示了在租界權力與禁娼壓力下，女性形象如何在大眾媒介中被重塑，並討論了性資源與社會權力結構的多邊互動。

　　本場次研究展示了明清女性在不同歷史階段，如何運用各種媒介（空間、畫像、史傳、報刊）與外部世界溝通。無論是從邊疆走向內地的空間退縮，還是在閨塾或都市中爭取發聲的努力，女性始終在規訓與自我表達之間尋求平衡。（陳泓璿）

第四場
物質與體驗：明清文本中的技術與感官

主持人：劉瓊云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陳柏言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物、身體與日常技藝：論《金瓶梅詞話》「火」的多重維度
發表人：鄭博元（柏林自由大學/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博士生）
論　題：工具／技術如何日用？——《兒女英雄傳》的算盤與計算知識
發表人：曹鈞傑（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比較文學系博士生與英文系講師）
論　題：萬物細語：郎世寧與他的花鳥畫
發表人：吳佳鴻博士（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論　題：電光、獅子與現代迷夢：晚清小說中的新式演劇的（不）透明性
評論人：劉柏正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本場次從「技術維度」出發，重新審視明清文本中的物質書寫與感官經驗。四位發表者分別探討了《金瓶梅》中的「火」、《兒女英雄傳》中的計算知識、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花鳥畫中的神學美學，以及晚清小說中的新式演劇。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技術如何交織於日常實踐、身分認同、宗教傳播與家國想像之中。

　　陳柏言教授將《金瓶梅詞話》中大量湧現的「火」意象視為晚明生活實踐的折射。他從技術視角分析，火在小說中具備暖身（炕床）、照明（燈燭）、銘刻情慾（燒情疤）到洞燭死亡（燈儀）的多重維度。陳教授指出，火不僅形塑了日常的物質應用與階級樣態（如西門慶在元宵節對燈火的奢靡佈置），更是一種「生活之道」。火既能暖和身體，也能製造「火戲」般的盛大幻影，照映出角色在明亮與黑暗之間的痛苦與慾望。

　　鄭博元先生透過《兒女英雄傳》探討清代中葉以後，計算知識（如算盤、測量、記帳）與經史知識之間的張力。小說描繪了熟悉經史的士人在面對現實治生與施政（如工程、財政）時，因缺乏計算技能而陷入窘境。鄭先生結合劉鶚 (1857-1909)《老殘遊記》中對黃河水利的實務關懷，指出計算工具不只是行政技術，更關乎士人的社會身分與認同。他主張將數學視為一種實踐工具，從河工管理等具體應用中，理解清代科學知識如何在朝廷之外的士人圈中發揮效力。

　　曹鈞傑先生探討盛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在禁教環境下，如何透過花鳥畫進行文化轉譯。他援引「形象的榮耀」概念，認為郎世寧對動植物細緻入微的描繪，實則是將神性臨在轉化為可感的美學載體。在政治與宗教傳播受阻的困境下，郎世寧藉由繪畫媒介，將自己從具威脅性的傳教士轉化為「安靜而有用」的藝術匠人。這種對物質細節的追求，既是一場跨文化的感官調適，也是他在帝國權力縫隙中尋求生存與表達的策略。

　　吳佳鴻博士聚焦於晚清小說中對魔術、馬戲及電光影戲（電影）的敘述。他指出，小說不僅記錄了新式技術的奇觀，更重構了觀看者的視線。這些基於科學的視覺經驗，在小說中往往與夢境、幻覺或國族寓言重疊。例如《新中國》等作中的電影放映，不僅暗示人生如夢，更隱喻了追尋現代化過程中的不可掌握感。吳博士強調，這些新式技術的敘事前承明清戲曲的後設性，後接近代民族主義的集體想像，成為追問現代性的重要修辭。

　　本場次聚焦在「技術」，技術在明清文人的筆下並非中性的物質，而是充滿了感官張力與文化意涵。從日常用火的溫熱到計算工具的精確，從宮廷畫作的物性到電光影戲的虛幻，技術參與了身分地位的建構，也媒介了人與世界的互動。（陳泓璿）

第五場
文字、聲音與身體：明清戲曲的多媒介

主持人：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盛亦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論　題：From Arias to Scenes: A Multimedia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on of Chuanqi Song-Drama
發表人：邱嘉耀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有聲的閱讀「體」驗：明清時期戲曲諷誦的言論與實踐
發表人：王爾馨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序文、戲曲與屠隆的創造性文類融合
發表人：汪一舟教授（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論　題：展演女德：明代繪畫中音樂的效用
評論人：蕭麗玲教授（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亞洲與中東研究系）

　　本場聚焦於明清戲曲作為一種跨感官、多媒介藝術的本質，探討戲曲如何從單純的劇本文字，轉化為舞台上的選齣表演、讀者口中的諷誦聲音，乃至與序文、繪畫等文類與藝術形式的創造性融合。四位發表者共同揭示了戲曲如何整合聲音、身體與視覺，建構出豐富的文化體驗。

　　盛亦惠教授透過晚明選本《樂府紅珊》探討戲曲「選齣」(selected scenes) 的形成及其多媒介意義。在晚明宴飲文化中，戲曲消費單位從整部劇本縮小為具備獨立題目的「齣」。盛教授指出，這種轉變不僅是文本結構的調整，更允許觀眾根據不同場合（如壽宴）客製化演出清單。選齣的出現，使「齣」取代了「曲牌」成為傳奇的基本單位，促進了一種強調表演與當下情境共鳴的劇場文化。

　　邱嘉耀教授關注戲曲在案頭閱讀時的聲音面向，探討「諷誦」如何將閱讀從純粹的智識活動轉化為跨媒介的感官體驗。明清讀者透過聲音介入文字，不僅是為了理解意義或進行文學批評，更是一種透過身體參與（聲調、呼吸）與文本產生的深層聯繫。邱教授強調，戲曲閱讀並非全然靜默，諷誦實踐彰顯了閱讀行為的非視覺面向，為明清戲曲理論提供了實存的經驗基礎。

　　王爾馨博士分析晚明文人屠隆如何利用「序文」這一文類來再現其戲曲經驗。在屠隆筆下，序文不僅是作品的開端，更成為一種替代性的自我表達載體、建構觀眾接受的手段，甚至是對傳統傳奇結構的文體介入。王博士提出「文類資源庫」的概念，展現屠隆如何在「文化聚合」的社會形態下，靈活運用序文來處理其在宗教修持、身體健康與戲曲創作慾望之間的矛盾與掙扎。

　　汪一舟教授以吳偉 (1459-1508)《武陵春》與《胡笳十八拍》圖卷為例，探討音樂圖像在展演女性道德上的功能。在《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在匈奴之地始終攜帶卻「不彈奏」的封套琴，與匈奴喧囂的鼓樂形成對比。汪教授認為，這種「沈默的音樂」在明代嚴苛的貞節觀脈絡下，實際上是一種「音樂化」(musicking) 的身體實踐，用以對抗社會對文姬失節的批評，從而展現並捍衛其內在的女德。

　　本場次的研究顯示，明清戲曲與音樂的生命力存在於多種媒介的交織點上。無論是從劇本中獨立出的選齣、讀書聲中的音韻、序文裡的自我關照，還是畫卷中沈默的古琴，都體現了當時文人如何透過感官與身體的調動 ，重新定義藝術的邊界與功能。（陳泓璿）

第六場
形塑文學：明清文本內外的物質性與知識實踐

主持人：許暉林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發表人：黃康妮博士（南加州大學博士後研究）
論　題：Ghosts without Names: Spirit Writing and Anonymous Textuality in Yuewei caotang biji
發表人：李昊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博士生）
論　題：香乘：譜錄中的文本世界與晚明的文化景觀
發表人：曹競藝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論　題：雜纂文獻之物質性探賾：以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為例
發表人：廖晏顥（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位處其中：《儒林外史》的文化技術與媒體世界
評論人：許暉林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本場次旨在探討明清時期文學作品與其物質載體、知識體系之間的互動關係。四位發表者從不同的文本類型切入，揭示了物質性（如書籍空間、裝幀、媒介技術）如何不只是文學的載體，更是參與文學創作、身分建構與知識傳播的核心要素。

　　黃康妮博士探討了《閱微草堂筆記》中關於「匿名性」 (anonymity) 的元文學批評 (meta-literary criticism)。在清代學術高度重視作者身分與命名（如詩品、詩話）的背景下，紀昀 (1724-1805) 的小說卻充斥著透過附身 (possession)、鬼魂評點、無名片段所構成的創作故事。黃博士指出，這些「無名鬼魂」的書寫挑戰了傳統以「言志」為核心、預設一個穩定歷史主體的作者觀。在今日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使匿名性更形複雜的語境下，紀昀對創作主體模糊性的敘述，提供了反思「誰在說話」的歷史進路。

　　李昊玥女士以晚明周嘉胄 (1582-？)《香乘》為個案，追隨柯律格 (Craig Clunas) 的「物質轉向」路徑，探討譜錄類著述如何建構文人的感官世界。李女士將《香乘》置於地理志、類書與雜品的文獻譜系中，剖析其如何透過知識的收集、分類與考證，將「香事」從物質實體轉化為精緻的文本秩序。研究顯示，《香乘》不僅是物事指南，更反映了晚明博學風尚與文人對「癖好」的肯定。這種將物質轉譯為知識的過程，形塑了晚明獨特的品物美學與社會區隔。

　　曹競藝博士透過沈德符 (1578-1642)《萬曆野獲編》探討物質性如何塑造雜纂文本的形態。他特別關注「箱篋」作為文獻存放的物質空間，如何與作者的個人記憶產生互動。曹博士認為，雜纂文本的「非功利知識趣味」與「可重塑特性」，使其在流傳過程中具備強大的生命力：物質空間的限制與分工，反而允許後來的讀者不斷進行改造與補充。這種「形而下」的物質特徵（如手稿存放、整理方式），實則支撐了中晚明筆記文獻中豐富的知識活力與文化記憶。

　　廖晏顥先生從媒介學的角度，重新詮釋《儒林外史》中的文人生活。他主張 18 世紀的文人並非生活在純然的意義交流中，而是處於一個被手稿、刻本、科舉代言所高度「中介化」(mediated) 的世界。在吳敬梓 (1701-1754) 筆下，人們追求「交流」本身所帶來的社交網路與利益，而非真正的意義交換，導致了「媒介取代意義」的荒謬。廖先生透過書中「奇人」與「眾人」的對照，揭示了當媒介高度滲透生活時，自我表達如何變得脆弱，並指出了吳敬梓在「中介性」與「即時性」之間拯救文化意義的嘗試。

　　本場次的研究成果表現出明清文學研究中「物質性」視角的豐富潛能。主持人許暉林教授亦指出，這些物質技術與空間，深刻地參與了的文學想像與知識形構，透過對文本內外物質性的探探賾，為明清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更為厚實的實體感與層次感。（陳泓璿）

第七場
明清理學的實踐精神

主持人：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黃奕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研究型碩士生）
論　題：「官箴」中的理學話語實踐對明清官僚文化的形塑——以呂坤〈實政錄〉及其傳播為核心的考察
發表人：石善也 (Immanuel Spaar) 博士（德國烏茲堡大學哲學系講師）
論　題：陽明學的實踐：羅汝芳知寧國府的地方教化與社會建構
發表人：陳騰博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清代理學官僚修身實踐與地方教化的困境——以劉宗周〈人譜〉流傳史爲中心的考察
評論人：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本場次以明清理學的實踐面向為核心，討論理學家如何回應地方治理、社會教化與日常生活的需求。透過分析相關人物、制度與具體措施，檢視明清理學在民間推動的方式及其成效，藉以呈現其由理論建構走向社會實踐的歷史過程。

　　黃奕臻先生以晚明理學的地方實踐為問題意識，指出既有研究多聚焦陽明學派士人在江南鄉里的教化活動，較少關注理學官僚在行政實務與官箴文類中的角色。此研究以具地方官僚與北方理學家雙重身分的呂坤 (1536-1618) 為核心，分析《實政錄》如何在官箴傳統中引入「天地萬物一體」「性分／職分」「不忍人之心」等理學術語，重構地方官與弟子生員的職責想像，並將理學修養與行政實務視為同一工夫。進一步追索《實政錄》在晚明與清初的流通、改題與引用情形，說明其如何透過清代理學官僚與《福惠全書》等行政手冊的重讀與改寫，參與形塑明清之際的官僚實踐文化，使「讀理學家之書」與「學為官實政」在具體文本中相互結合。

　　石善也(Immanuel Spaar) 博士以羅汝芳 (1515-1588)《近溪羅先生鄉約全書》為中心，指出其所收錄之三地鄉約，乃羅汝芳長期理學實踐的成果。文章聚焦寧國鄉約，說明羅汝芳以明太祖〈聖諭六言〉與《呂氏鄉約》為依據，闡發《大學》修身工夫，將個人德業視為社會秩序的根基。面對日常衝突與作惡現實，其在「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中強調安命謀生，以勸勉與互相規勸取代刑政。研究指出，羅汝芳將鄉約與講會合而為一，擴大教化對象至一鄉民眾，形成通俗而可實踐的德化空間。寧國鄉約側重制度與六言宣講範式，騰越、里仁鄉約則保留較多講學互動。整體而言，羅汝芳的鄉約展現明代理學重視地方教化、調和定禮與習俗的實踐取向。

　　陳騰博士從書籍史角度，考察晚明大儒劉宗周 (1578-1645)《人譜》在清代的傳播與接受，指出其以「誠意」、「慎獨」為宗旨，在理學史敘事中常被視為殿軍之作，於清代屢經刊刻，流傳甚廣。研究顯示，《人譜》的傳播初期以蕺山後學為主，清廷推崇劉宗周人格與學說後，官方意志逐漸介入，並藉由遊宦官員、地方學政與學官推廣，使其成為教化士人的重要文本。清代士人閱讀《人譜》多著眼於《紀過格》，視其為案頭箴規，對個別修身實踐具一定砥礪作用。然而，存世版本呈現刻本與抄本比例嚴重失衡，反映供過於求的現象。據此指出，「記過不記功」的道德訓誡過於嚴苛，致使「誠意」、「慎獨」的修身實踐難以制度化，折射出清代理學發展與地方教化所面臨的現實困境。（鄭涵尹）

第八場
圖志．植物．醫書：自然書寫、知識航程與健康實踐

主持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吳挺誌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論　題：清代《寧夏河渠圖》中的地理知識視覺化與空間秩序
發表人：張閏熙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清中葉嶺南文人筆記「不鍾於物，而鍾於人」的敘事轉向——以《靄樓逸志》為中心之探討
發表人：胡中原（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From Foreign Luxury to Local Delight: Pineapple’s Expedition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China
發表人：梁樹風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論　題：從東亞柿到歐洲奇珍：16-18 世紀的植物傳播與文化知識構建
發表人：羅淳滈（康乃爾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日用食療與本草傳統之間：清帝國中的「粵東土產」
發表人：牛法鑫 (Francis Newman)（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驅瘴：清代臺灣的環境、疫病與異體之身

　　吳挺誌博士以傅斯年圖書館藏《寧夏河渠圖》為核心，透過圖像構成、水文線索、行政標示、避諱字形與聚落——渠道關係分析，證明其成於咸豐三年至同治元年間。研究指出，此圖為治理知識之視覺化產物，藉「渠—堡共構空間」，呈現清代寧夏灌溉秩序、取水權界定與渠工行政管理；並揭示清政府如何於黃河上游農牧交界地帶，以河渠圖形塑治理空間，使其具「治理地圖」之複合屬性。

　　張閏熙教授探討嶺南書寫自漢晉以降，由博物物種轉向人物敘事之歷程。研究指出《靄樓逸志》不同於彰顯忠孝節烈的傳統人物書寫，而著力呈現嶺南在地生活、通俗倫理與宗教觀。透過邊陲中小人物與底層邊緣人物的描繪，此類方志類小說補正正統方志之闕，凝聚地方身分與地域認同，並重塑有別於中原想像的嶺南地方印象，展現清中葉嶺南文化的深層結構。

　　胡中原女士以鳳梨於 17、18 世紀的跨洋流動為核心，探討中國與歐洲交流中的物質與象徵互動。研究指出，歐洲旅行者將鳳梨的富裕與精緻意涵投射於中國，但鳳梨並非單向由歐洲輸入，而是經本草、方志與文人書寫，在中國的地方知識體系中逐步被命名、分類與在地化。此研究重新檢視鳳梨經澳門傳入中國之說，提出其可能先由荷蘭人引入臺灣，再隨清代治理臺灣而進入福建、廣東，凸顯早期全球交流的多中心性與複雜性。

　　梁樹風教授回顧 16 至 18 世紀歐洲傳教士在華文獻中對「柿」的記錄，指出其跨文化的知識意義遠超果實本身。研究揭示柿由誤認、比擬至校正與歸類的歷程，反映歐洲知識體系面對異域自然時的調適機制。透過傳教士的田野觀察與對中國農學文獻之引錄，「柿」逐步轉化為可被比較與命名的對象，展現地方植物在早期現代全球知識生成中的主動角色。

　　羅淳滈先生探討清代嶺南本草著作如何在李時珍 (1518-1593)《本草綱目》之傳統框架下，將地方性藥用知識加以理性化與普遍化。研究指出，嶺南本草著作透過性味、品類等概念整合在地經驗，並以醫食同源為文化背景，回應日常生活與地方飲食實踐。此類書寫既顯現區域意識，也可與同為漢字文化圈的越南、朝鮮本草著作相互對照，顯示早期現代在地知識與既有醫學傳統之間多重協商與並存的可能性。

　　牛法鑫 (Francis Newman) 先生探討清代官員在統治臺灣時，如何以「瘴氣」解釋對環境與疾病的恐懼，並將此概念納入治理實務。研究指出，官員一方面重新理解臺灣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規範土地的利用方式與居民的生活樣態，並改造實際空間，使臺灣逐步成為帝國可理解、可治理的一部分。研究以 1870 年代「開山撫番」運動為重心，說明相關觀念如何在軍事行動與巡察中落實，並逐漸轉化為對國家與治理者自身的改造。（鄭涵尹）

第九場
明清家鄉禮的文本、論辯與實踐

主持人：林素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發表人：莊民敬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講題：明代鄉飲酒禮的官典與私議——以身分和席次為核心的討論
發表人：鄭雯馨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題：方苞禮學的「家—鄉」關係及其教化義蘊
發表人：黃羽璿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題：《欽定禮記義疏．樂記》纂修考
發表人：劉柏宏教授（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講題：越儒杜輝琬《文公家禮存真》對喪禮的「存真」與在地化詮解
評論人：林素英教授

　　本場次沿著明清禮制實踐展開。莊敬民博士聚焦在明代鄉飲酒禮官典的制度變動，以及基層儒者對時制的議論。所謂「鄉飲酒禮」最早記載於《儀禮》十七篇中，漢代以「賓禮」及「齒禮」二者為主要實踐方式，至明代逐步形成較為完整且制度化的規範。然而明代政典的鄉飲制度錯雜反覆，規制屢次改動造成的紊亂對「賓僎身分」和「席向位次」產生了影響。

　　所謂「賓」，指的是參加鄉飲酒禮的賓客，按照身分與德行區分大賓、介賓、耆賓三類；「僎」則為在禮中擔任迎接、領位或主持的人員。莊敬民博士指出，明代出現不同版本的禮圖與座次安排，例如《正德會典》和《萬曆會典》均出現四隅坐向的調整。然而，此等更動受到儒者「不合《儀禮》」之批評，如溫州知府文林 (1445-1499) 批判官方制定的規範不符鄉里實情，反而受地方官紳篡改、偏離原本儒家禮義的純正精神，應以「聖人之德」規範禮儀，藉由恢復儒家傳統的精神，以糾正現行禮儀的瑕疵。綜上所述，鄉飲酒禮不僅是禮儀儀式，更是社會價值、階層秩序與地方政治的重要象徵。這些制度的變化與士人的私議，反映出儒家禮制在實踐的過程中需保有彈性。

　　鄭雯馨教授在講題中指出宗族與鄉里已成為明清官方推行教化、施政的重要組織，其淵源可上溯《周禮》與鄉飲酒禮。清初大儒方苞 (1668-1749) 上承康熙朝禮學學風，對治禮頗有心得，更參考古禮透過制定家族祠規、成立祭田，以恢復古代宗法並安定社會秩序。相較於清初學者討論宗族時多著重於宗族組織、宗子身分、始祖與始遷祖的關係、祭祀儀式等，方苞相對重視宗族和姻親之間的互動。以〈士冠禮〉為例，許多參與者被更換為親屬，或新增觀禮者與儀節、強化親屬的互動，呈現有別於前代儒者著作的面貌。如鄭玄 (127-200)《儀禮注》僅特別說明眾賓（賓黨）為贊者，方苞《儀禮析疑》進一步將贊者二分為「主人之臣者」、眾賓（正賓之贊者），及新增姻黨之同輩或晚輩為觀禮者。家禮亦時見地方官吏的身影，方苞筆下的〈士冠禮〉既有宗族、姻黨觀禮，又有鄉黨的地方官吏蒞臨教戒，屬於公家督察的對象之一，具有整飭群體、團結鄉里民情之意。最後，鄭雯馨強調藉由理論化「家—鄉」關係，方苞補足了〈大學〉中從「齊家」到「治國」的實踐過程，實乃「禮學理學化」的表現。

　　黃羽璿教授的研究以《欽定禮記義疏．樂記》之纂修過程及案語來源為核心，詳細探討清代官修《禮記》學術整理的歷史背景與制度特點。〈樂記〉由杭世駿 (1696-1772) 自乾隆元年開始負責纂修，並於乾隆八年由張為儀 (?-1745) 接手。在案語的來源與修訂取向上，兩人在〈樂記〉的編纂過程中截然不同的修訂風格：杭世駿在纂修時參照當代學者如李光坡 (1651-1723)、朱軾 (1655-1736) 等人的說法，強調〈樂記〉與歌的本質是情性、自然之發，頗有反映當代學術風氣之用；與之相對，張為儀在接手纂修後，更傾向於依照官方經典與經義體系，以維持經義的權威性。他在修訂〈樂記〉時，刪除一些朱軾等學者的案語，並以較為嚴格的制度來整合內容，重點在於經義的整理與官方標準的維持，強調維護經典的正統性。透過稿本史料的追朔，研究者得以追溯纂修的歷史脈絡，亦可見得清代《禮記》研究的複雜性與制度限制。

　　最後，劉柏宏教授探討阮朝儒者杜輝琬 (Đỗ Huy Uyển, 1815-1882) 所編《文公家禮存真》（下文稱《存真》）對喪葬儀式的考究，及其如何對儒禮「存真」與進行在地化詮釋。杜氏批評時人對《文公家禮》的過度詮注與衍伸至其失去「簡而易行」的優點，以致「尤失其禮之甚」，遂成此書。杜輝琬之「求真」不以完全恢復古籍原貌為目的，而是秉持「宜於今而不戾乎古者，亦不敢廢」的原則進行編纂。至於「家禮考正」，從形式而言係繼承《文公家禮儀節》的「考證」「餘注」，但內容性質加以轉化，杜輝琬留意的是越南在地喪俗與《家禮》、《儀禮》、《禮記》的關聯，尤以後二者更受矚目。最終，杜輝琬對喪葬儀式採取越南風俗與儒禮的折衷，參照儒家經典的同時兼顧在地器物知識，實為儒禮在異域被再脈絡化的體現。（李岱樺）

第十場
輯古．考禮．釋經——清代「漢學」視域下《春秋》三《傳》的詮釋途徑

主持人：劉德明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發表人：張壹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論　題：今古文之「辯」與「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引何休、鄭玄論辯探賾
發表人：陳威睿博士（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三代禮」到「春秋制」：陳立《公羊義疏》對今古文禮制的再定位
發表人：程雪茹（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博士生）
論　題：《穀梁》學視域下的何鄭之爭——論廖平對東漢末年今古之爭的認識
評論人：張素卿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本場次探討清代漢學興起後，經學家如何處理東漢末年何休（公羊家）與鄭玄（古文家）的經典論辯。三位發表者分別從《左傳》、《公羊傳》與《穀梁傳》的立場出發，分析清儒如何利用漢代舊注進行禮制重建與義理闡發。

　　張壹然先生探討儀徵劉氏〔劉文淇 (1789-1856)、劉毓崧 (1818-1867) 等〕如何藉由輯錄何、鄭論辯來完善《左傳》的解釋。劉氏主張「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在其《疏證》中，雖然以賈逵、服虔之說為主，但高度重視鄭玄的《箴膏肓》。張先生指出，劉氏透過分析鄭玄對何休的反駁，成功描繪出更完備的周代禮制樣貌（如喪服、反馬等儀軌），並以此釐清《春秋》書法。這顯示出清代漢學不只是盲目輯佚，而是將舊注作為辨明制度、對抗《公羊》家說的論證工具。

　　陳威睿博士分析清儒陳立 (1809-1869) 如何重新定位今古文禮制。陳立宗主何休，但他並非死守門戶，而是將古文所宗的「三代禮」（周禮）視為背景原型，用以對照孔子「損益改制」後的「春秋制」。陳博士指出，對陳立而言，古文禮是「常經」，而今文禮則是孔子為「新王」所立的「變法」。透過比勘兩者，陳立在《公羊義疏》中不僅重建了漢代今文禮學，更展示了清代學術如何超越漢代今古文的對立，轉向以文獻考據為核心的詮釋再造。

　　程雪茹女士聚焦於清末經學家廖平 (1852-1932)《起起穀梁廢疾》。不同於前人多在《公》、《左》兩家之間爭辯，廖平站在長期「失語」的《穀梁傳》立場，試圖對何休與鄭玄的論爭進行「平爭」。程女士分析，廖平抨擊何休過於執著文辭、鄭玄流於融通而背離經傳，主張三傳應各求內理。廖平透過對師說的重新劃定，強調以《王制》與《周禮》作為判分今古的標準，其研究展示了晚清經學如何從漢學輯佚轉向更具政治回應性的「平分今古」理論。

　　本場次展現了清代「漢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如何在乾嘉至清末的演進中，不斷深化對儒家原典的理解，並在「考禮」的實踐中重新發現了《春秋》的微言大義。（陳泓璿）

第十一場
晚清文學中的跨域行旅與文化轉譯

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羅秀美教授（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講題：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的中西飲食話語——兼論它對日本下田歌子《家政學》的（不）接受
發表人：陳室如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講題：晚清歐美遊記中的兒童形象：以張德彝《述奇》系列為例
發表人：鄭雅尹教授（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題：蔡啟華的文言體〈小人島（誌）〉(1909) 譯本考察：兼論巖谷小波 (1870-1933)《世界お伽噺》系列在晚清/明治時期的東亞轉譯
發表人：黃郁晴教授（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
講題：一位英國奇女子的中國探險：以 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 川藏行旅紀錄為主的討論
評論人：互評

　　本場次的四位講者以晚清遊記文學為文本，探討晚清文學如何透過跨境書寫與翻譯展現多重文化認知。羅秀美教授以曾國藩 (1811-1872) 之女曾紀芬 (1852-1942) 對下田歌子 (1854-1936)《家政學》的中譯本《聶氏重編家政學》之「改譯」為題，深入探究飲食文化史中少見的飲食話語與性別文化交織成果。

　　《家政學》一書共有四個中文譯本，而《聶氏重編家政學》獨特之處在於其幾乎捨棄原書的語境，僅採用其基本架構。曾紀芬刪去不符中國國情之語，尤其是飲食及醫藥的部分，同時改以大量儒家經典作為理論框架。羅秀美教授認為，本書另一重大成就在於突破以往具強烈男性性別化特徵的飲食書寫慣例，成書以「專為啟發我國婦女起見」為目的。除此之外，曾紀芬遊歷中國各地，在上海接觸大量西學，對他重編《家政學》大有啟發，在保有自我和女性自覺之餘，亦展現新舊交融的現代性視野。

　　陳室如教授則以晚清外交官張德彝 (1847-1918)《述奇》系列為起點，追溯晚清歐美遊記中的兒童形象。張德彝七部記錄海外生活的《述奇》作品起初僅記述生活瑣事，隨旅行經驗的累積才逐漸注意到政教對民眾產生的影響。他對西方現代文明與兒童相關的器物娛樂感到強烈的好奇，受關注者包含實用的生活用品及日常玩具，更曾將兒童腳踏車比作三國時代的木牛流馬作為對照，展現跨文化的理解模式。至於《述奇》系列中的兒童，既以文明社會受良好教育、身強體健的理想孩童形象出現，張德彝也描寫了失勢、貧窮、受壓迫的弱勢兒童群體。貧困兒童承擔「成人式的生活責任」，被照顧的病童則成了烘托施予者慈善展演性的客體，敘事由此延伸至國家制度與社會秩序的深層問題。

　　鄭雅尹教授考述名著《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之蔡啟華 (1863-1918)〈小人島（誌）〉漢文本與巖谷小波《小人島》日譯本的關聯，進而從文體觀察日治時期在臺漢人藉由翻譯文學反映出的文學取捨與文化心態。嚴谷在翻譯的過程中，改編了部分內容，包含刪去原著開頭的主角自述家平、在部分情節增寫內心獨白。除了蔡啟華與嚴谷的譯本外，無論原著、單譯或其他明治時期的譯本皆無此類增寫，由此可推知蔡氏漢譯本是根據嚴谷本翻譯。〈小人島〉第一回的翻譯尚且本逐段翻譯嚴股本，到第二回已有抄譯（節譯）的情況。如嚴谷將《小人島》視作面向兒童的讀物，故在編寫的過程中增加文章的趣味性，捨去綏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原著中的政治、社會、學術教育等具有風刺寓意的內容，蔡啟華的漢譯本則失其詼諧段落。此外，漢譯本處處可見中國文化的足跡，例如蔡啟華將「躺在草地上」改寫作「且尋一石上」，或是捨去嚴谷本中過於淺白的文句，追求中國古典散文中精簡的章法，皆能提供近代翻譯文本的不同視角。

　　最後，黃郁晴教授以英維多莉亞時期的傳奇女性冒險家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 之行旅記事為題展開討論。伯德的長途旅行始於治療背疾和遠離被規訓的英國社會，終於自我療癒與生命重建的核心途徑。在旅行中，他也展現人道關懷的目光，為日本野村間患有皮膚病的居民提供藥物、書寫受戰爭撕裂的中國地方秩序，以及在旅途中駐足川蜀醫院。正是此等獨特的跨文化知識視野和共情能力，伯得才取得難能可貴的女性主體性與旅行文學地位。1896 年，博德入蜀行旅紀錄《深入長江河谷》(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文中既批判了長江沿岸城鎮的行政失序、衛生落後、貧困問題與鴉片問題，亦多次讚賞長江沿岸百姓的勤勞、節制、守信和韌性，超越殖民帝國式文明／落後二元對立的史觀，展現更具深度的理解力。（李岱樺）

第十二場
在裂變中救贖：清代民國詩文的倫理、身體與焦慮

主持人：嚴志雄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發表人：張歡歡教授（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高級講師）
論　題：「觀我生」：論王夫之詩文中的衰病書寫和身體反思
發表人：吳志廉教授（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論　題：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輯錄詩作的國難書寫與復明隱語
發表人：葉倬瑋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論　題：盛世文人的自我救贖：汪啟淑的上京紀行詩
發表人：陳建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系）
論　題：未了因與他生果：清遺老詩詞中的子嗣書寫
評論人：互評

　　本場研討議題聚焦於明清易代至清末民初的兩次歷史巨變，探討文人如何在國家體制崩解與古典秩序碎裂的「裂變」時刻，透過詩文創作對身體衰朽、遺民身分、仕隱掙扎及子嗣傳承等焦慮進行自我救贖。

　　張歡歡教授指出，王夫之 (1619-1692)（船山）對身體有著深刻且自覺的觀照。他反對道、釋兩家將身體視為「大患」或「臭皮囊」的否定態度，強調具體生命才是體認本體的基礎。船山晚期文本中反覆出現「病骨」、「朽殼」、「老醜」等意象，揭示了他在明亡後「此身無主更無依」的隱喻結構。然而，船山並未止步於哀嘆，而是提出「愛身以全道」。他將隱居避世的「活埋」賦予守節悟道的深意，透過「珍重凋零劫後身」的實踐，將形骸的苦痛轉化為儒家「踐形、盡性、存道」的動力。張教授總結，船山以「身即道器」的體認，將個體病痛化為意義的鼎爐，在無主無依的絕境中，為儒者開拓了切實的生命維度。

　　吳志廉教授切入《續甬上耆舊詩》這部常被忽視的巨作，指出全祖望 (1705-1755) 透過輯錄甬上（寧波）烈士與遺民的詩作，構建了一部厚重的故國史與遺民史。文中特別探討了書中關於林岳隆的「眼疾書寫」，揭示文人在政治審查下發展出「從失明到復明」的政治隱語。全祖望不避風險，收錄因「忌諱」而遭族人焚毀或秘藏的珍貴文獻，這不僅反映了他對浙東前賢浩氣的推崇，也透露了他在清代盛世下，身為漢人官員卻對「復明」保持開放態度的曖昧政治立場。吳教授認為，全祖望藉由編纂之功，試圖在文字中守護那份因鼎革而瀕臨湮滅的天地正氣。

　　葉倬瑋教授以乾隆年間鹽商汪啟淑 (1728-1798) 的《客燕偶存》為個案，審視其捐官上京的動態心理。汪啟淑雖身家萬貫且好收藏，但在文名上始終處於邊緣。葉教授指出，其紀行詩寄寓了盛朝下士商身分的矛盾、仕隱的掙扎及捐官者的病態心理。汪氏試圖經營自己的文士品位，以扭轉在清代任官制度上的「寄生物」身分，但最終發現，在盛世中得到注視的往往是資本（如獻書獲賞）而非文學才華。汪氏在《客燕偶存》後不再出版詩集，這種與詩歌的「決裂」，側面反映了盛世機制崩解中，文學才華在資本力量前的蒼白無力，是文人面對現實殘酷後的一種冷峻自我救贖。

　　陳建銘教授透過「生子」與「喪子」兩端，剖析朝代崩解後遺民面臨的倫理斷裂。相較於明遺民尚能想像「海外王氣」，清遺老面臨的是古典向現代轉型的乾涸感。朱祖謀 (1857-1931)（彊村）的絕筆詞「不結他生未了因」，折射出子嗣凋零、舊秩序崩毀後的終極荒涼；鄭孝胥 (1860-1938) 在喪子詩中展現的事功執念與天倫顛倒，則說明了救贖的不可能。陳教授援引陳三立 (1853-1937)（散原）等人的材料，指出遺老一輩處於「衰，時哭子」的顛倒世界，其詩詞中的子嗣書寫充滿了裂變之聲。在現代性時間觀的席捲下，遺老們「沒有後來人」的失語與悲觀，標誌著一個時代徹底淪胥的頹靡景觀。

　　主持人嚴志雄教授總結指出，從船山的「以身全道」，到全祖望的「隱語存史」，再到汪啟淑的「身分掙扎」與清遺老的「斷念他生」，這不僅是個人的生命筆記，更是文人群體在動盪時代中，試圖藉由文字的力量，在倫理斷裂與身體焦慮的廢墟上，重新縫補自我意義的集體努力。（陳泓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