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遠距會議室場次會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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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地氣的接通：明清的地方知識體系與帝國基層治理
主持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江豐兆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清末淮鹽總棧的遷徙與地方治理的爭論
發表人：蔡仲岳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清季西北中俄勘界交涉的地方實踐──中研院近史所館藏滿文外交字據研究
發表人：齊汝萱博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論 題：清代臺灣地方社會游移人口的結社活動與清政府地方治理──戴潮春事件前的臺灣 (1684-1865)
發表人：曾双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孝女與女神：明清時期的曹娥論述與神格轉化
評論人：何淑宜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謝仁晏博士（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本場次發表圍繞著明清時期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透過「地方性知識」進行溝通與治理，並形塑出多層次且保有彈性的統治機制。地氣的接通往往有賴地方政府對國家政策的力行，而實踐過程累積的「地方性知識」，囊括地理、宗教、政治實務、空間認知等，乃是近年明清史研究中，對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關注之一；自其中可深究政策推行時，地方中介者的詮釋和轉化，展現帝國治理多樣面貌。
江豐兆博士以同治十二年淮鹽總棧從瓜州六壕口遷往儀徵十二圩的爭論為中心，透過代表「地方性知識」的山西道監察御史周聲澍及支持「中央治理邏輯」的兩江總督李宗羲 (1818-1884)，由二人的奏摺攻防分析央、地間的政治協商。太平天國戰事結束後，歷任兩江總督兼鹽政的曾國藩 (1811-1872)、李鴻章 (1823-1901)，先後規復鹽務系統運作，但同治四年建立的瓜州淮鹽總棧，因長江河勢變遷而面臨遷址，勢必影響國家財政、地方經濟與治安。周聲澍從地方商民角度和實務經驗出發，反對遷棧儀徵，陳述遷棧儀徵的六大弊端，試圖把訴求提升到「國計民生」高度。李宗羲則用「曾國藩法則」為視角，雖未全盤否定六大弊端，然更著重遷址對鹽引過掣、運載、治安和國課徵收穩定與否的中央治理框架。兩方爭論呈現中央與地方治理協商的圖景，地方性知識透過奏摺上行，爭取對話空間，中央鹽務大臣亦重申決策正當性，互動間展現彈性的治理形式。
蔡仲岳博士以近史所檔案館藏的滿文外交檔案《派員會同俄員查勘牌博由》為核心，推斷光緒二十六年再度勘界的緣由，反思從「紙上邊界」到「地上邊界」的外交事務落實。此檔案包含塔城參贊大臣春滿 (1839-1905) 的咨呈，以及漢、滿、俄三種文字書寫的外交字據，記錄中俄邊界塔爾巴哈臺在光緒二十六年的二十一座牌博勘察定界；中方勘界官為忠瑞，俄方為潘圖素福，屬外交文書層級上的備忘錄性質。回顧自咸豐十年始的西北劃界相關條約，皆為先議約、後勘界，未有實地勘查，直到光緒八年才透過實地勘界確認伊犁界約。蔡博士指出，勘界是清末邊疆治理中受規範化、標準化的例行工作，為維持地上邊界運作發揮重要功能，讓紙上邊界變成帝國內部多族共同維護的實體邊界，清朝西北邊疆主權方得確立。
齊汝萱教授藉由戴潮春事件前清代臺灣秘密結社的考察，探討地方移墾社會和清政府社會治理間的相互影響。清代時，「臺灣」一詞直接載於結社相關律例條文中，加上臺灣游離人群的移墾社會特殊性，擬血緣團體互助替代了家族血緣；又從奏摺與口供檔案的整理中，可知結社行為是清代臺灣地方社會的「常態」，不獨由「底層」民眾為主體。清政府在治臺早期嚴加查辦祕密結社，然屢禁不絕，官方雖試圖以「祕密社會」作為社會控制手段，卻成效有限，遂調整治理策略，開放來臺漢人入籍和攜帶家眷，自斯才有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期臺灣地方望族的發展茁壯。不過，結社現象尚未消失，只是結社不再阻礙官方社會控制，故查辦祕密結社在戴潮春事件後案量銳減。綜言之，齊教授以戴潮春事件為界，說明清政府對地方社會控制的策略幾經改變，在確認落籍制度後，臺灣移墾社會性質也產生由擬血緣互助團體至真實血緣家族關係的轉變。
曾双秀女士自明清國家祭祀政策角度切入，並藉由民間對曹娥的認知，展現處於地方性知識和國家教化思想間的「曹娥」神格建構。宋代曹娥信仰強調曹娥「孝女」與「潮神」的特質，道德教化色彩濃厚；值明代時因其他潮神、水神信仰進入此地，稀釋曹娥的靈力，出現神力競爭，曹娥廟信徒流失，僅依賴官方倫理型女神的教化需求，用三孝祠廟的方式獲得保存。最遲至清乾隆、嘉慶朝，曹娥靈力復興，在民間再度恢復活力，其職能往降雨、醫療等方向擴張，同治年間官方更在地方治理動機下，加封曹娥女神，同時強調其孝女象徵和女神靈力。曾先生研究顯示曹娥神格的不斷易變，長期受國家教化政策、地方社會需求與潮神信仰競爭影響，擺盪在代表倫理象徵的「孝女」和掌握靈力的「神女」之間，具備豐富多變的信仰形象。（謝德）
第二場
地景．奇觀：近世東(南)亞的地理文本與知識環流
主持人：陳建守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毛文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 題：帝國馴化的地表：明清地理圖籍的知識纂輯與東亞觀照
發表人：申正秀 (Shin, Jeongsoo) 教授（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文化學系）
論 題：《名山勝槩記》在朝鮮與江戶文人中的活用樣態
發表人：徐小潔教授（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
論 題：東亞紙張之間的西學流轉：《地球說略》中日版本的物質性與知識傳播
發表人：郭劼教授（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比較文學）
論 題：「放流何處置君王？」──晚清民國緬甸末代國王書寫的地理想像
評論人：陳建守教授、郭劼教授
本場次由中研院近史所陳建守教授主持，邀集跨國四位學者，從方志、名勝記、物質文化及地緣政治等向度，剖析近世東亞地理知識的建構、傳播與轉型。
毛文芳教授以「西湖」為核心，探討明清方志如《一統志》、《西域圖志》等如何建構皇權景觀。毛教授指出，地理圖籍常以「指掌」、「一握」為喻，展現以小收大的視覺特質。有趣的是，明清書市發達，使得原本屬皇家階序的地景圖像轉向「私家化」。讀者透過在家「漫遊」，以私人視線反轉了帝國的權力鑿痕，創造出「天下家園化」的折射景觀。這種跨國與跨代的知識融接，形成了東亞人文地理的共享資源。
申正秀教授考察了明末《名山勝槩記》傳入朝鮮與日本後的不同面相。朝鮮文人如李麟祥 (1710-1760)，將山水地理與儒家價值觀鏈結，旨在彰顯中華正統；江戶文人如鈴木芙蓉 (1752-1816)，則更專注於道教洞天福地的圖像建構。兩國文人雖同以明代文本為藍本，卻各別重構出具備民族特徵的文化傳統，展現了知識環流中的獨特性。
徐小潔教授透過高清數碼顯微鏡無損分析，探討中日版本《地球說略》的紙張物質性。該書由傳教士褘理哲 (Richard Quarterman Way, 1819-1895) 所著，是近代地理知識轉型的重要見證。徐教授發現，寧波版與日本和刻本在紙張選材、印刷技術（活字 vs.雕版）上的異同，反映了當時中日兩國對西學理解與再造的語境差異。紙張不僅是載體，更是 19 世紀東亞書籍出版印刷史轉折的科學見證。
郭劼教授聚焦於英國滅緬後，緬甸末代國王錫袍（Thibaw, 1859-1916）流放地在中國文本中的書寫。郭教授發現一個鮮明對照：晚清民國菁英如尹梓鑒、尹明德，對滇緬邊地邊界考察追求極致的「科學精確」，卻對錫袍流放地的地理細節極盡謬誤與誇大。這種矛盾反映出，錫袍作為「亡國君」的他者形象，是被政治化的地緣想像；地理知識的生產緊扣著國族意識，精確是為了對抗殖民擴張，而對他者的傷懷則是對自身國家命運的警戒。
本場次展現了「地理」不只是空間的紀錄，更是權力、技術與文化認同的交會點。從帝國圖籍的馴化，到名山勝景的國族重構，再到紙張物質性的科學分析，乃至地緣政治下的他者想像，學者們展示了地理知識如何在東亞環流中被挪用、改造成為各國救贖與自覺的資源。（陳泓璿）
第三場
明清大眾識字與女性識字
主持人：衣若蘭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李紀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與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論 題：天主教與晚清女性識字研究
發表人：徐寧博士（香港大學）
論 題：明清「文字視覺型」社會中女性平民的識讀能力
發表人：溫海波教授（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論 題：「文字下鄉」：近世中國雜字讀物的知識社會史考察
評論人：衣若蘭教授、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場次關注明清時期庶民社會中的識字與讀寫實踐，嘗試突破以科舉體系與識字率統計為核心的既有研究取向，轉而從書信、小說、圖像與雜字讀物等材料，理解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運作方式。三篇發表分別從宗教網絡、市鎮空間與鄉村社會切入，呈現識讀能力在性別、地域與社會階層間的差異化樣態，並共同指出庶民識字不宜以單一標準衡量，而需關注「功能性識字」與「自我涵化」等面向，亦即識字如何在不同場域中被學得、被使用，並逐步內化為可動用的生活能力。循此出發，文字可作為一種跨越性的觀察工具，使明清社會的分層、性別分工與知識流動等現象得以被更具體地看見。
李紀教授以其多年蒐集自海外教會檔案館的晚清天主教女性書信為研究材料，探討天主教在底層女性識字能力養成與性別身分建構中的歷史作用。研究指出，天主教傳教體系依託地方網絡，在教會學校之外建立要理學房，下層女性得以透過要理習讀的傳授方式，獲得基礎讀寫能力，並突破傳統教育中的性別限制。這些女性書信多呈現錯別字頻繁與書寫技巧不熟練的特徵，顯示其識字實踐並非以經典教育為導向，而是服務於宗教信仰與日常溝通需求。進一步而言，女性書寫者透過模仿宗教文本，將宗教語彙融入私人書信之中，使其同時成為身分認同的建構工具與情感表達的載體。書信依託跨國宗教網絡流通，顯示宗教在客觀上推動邊緣群體識字能力發展的作用，亦展現底層女性得以參與更廣泛互動網絡的可能性。
徐寧博士則以明清小說與市井風俗圖像為材料，探討非精英女性在「文字視覺型」社會中的識讀能力。研究指出，既有識字研究多將文字能力視為閨秀賢媛的文化特權，然而明清小說所呈現的市鎮生活，則提供了平民女性接觸文字活動的重要線索。此類女性群體主要分布於市鎮與城鄉聯動地區，包括下層文人之女、商賈家眷，以及從事職業活動的「三姑六婆」等，並在日常交際與經濟活動中展現出層級化的功能型識讀能力。鑒於正統史料對平民女性識讀經驗的記載相對匱乏，相關研究有必要結合小說、圖像等多元材料加以考察。透過明清市井風俗畫可見，經濟繁榮的市鎮地區逐漸形成具高度可視性的街頭文字景觀，市鎮街巷中密集分布的文字標識，構成理解功能型識讀能力的重要社會語境，亦直觀呈現市井婦人參與文字空間的具體方式。
溫海波教授從雜字讀物的生產、流通與使用出發，重新檢視近世中國鄉村社會中的識字實踐。研究指出，長期以來圍繞「文字是否下鄉」的討論，往往受制於識字率量化的分析框架，難以真正觸及鄉民的讀寫世界。雜字作為一種由鄉間下層知識群體編纂、以日用為導向的識字讀物，雖被士人貶為鄙俗，卻因能滿足民眾應對日常生活所需的文字能力，而在鄉村社會中廣泛流通。在此脈絡下，「文字下鄉」可被理解為一個持續進行的實踐過程，而非靜態結構；識字亦非抽象固化的技能，而是深植於家庭生計、人際關係與地方社會之中。此一視角有助於跳脫以識字率為核心的分析取向，重新理解基層社會中文字運作的實際樣貌。
綜合而言，本場次三篇發表分別從宗教、市鎮與鄉村等不同場域出發，呈現明清時期庶民識字與讀寫實踐的不同面向。透過女性書信、市鎮中的文字景觀與鄉村雜字讀物的考察，三者共同指出，庶民社會中的識讀能力並非以是否通曉經典為主要標準，而是回應日常生活需求的實用實踐。由此從具體使用情境出發，得以使明清識字現象呈現出更為細緻的樣貌；同時也顯示相關研究在視角上可以由「量化統計」轉向「實踐分析」、由「精英特權」轉向「庶民生活」的理解路徑，並為後續探討近世中國民眾識字現象提供可供對話的參照框架。（簡瑞瑩）
第四場
明清士人融貫幽明的倫理與治理
主持人：賀廣如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發表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明清儒士論個人修身與生死變化
發表人：呂柏勳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明志怪小說分類編輯的知識與倫理
發表人：林峻煒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論 題：晚明清初儒學之融貫幽明的治理論述
評論人：賀廣如教授
本場次由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賀廣如教授主持，三位發表人分別從修身生死觀、志怪小說分類、以及祭祀感格與治理論述等面向，探討明清士人如何重構「幽」與「明」之間的聯繫。
呂妙芬教授研究指出，許多明清儒者反對宋儒「聖凡同歸於盡」的生死觀，強烈主張道德修養會影響死後的情狀。透過胡統虞 (1604-1652)、王夫之 (1619-1692) 等個案，呂教授分析這群儒者如何在不墮入佛教輪迴說的前提下，構想「多次生死變化」。他們認為道德修身不只是為了解決對死亡的恐懼，更是參與宇宙「生生不息」的大化。即便個人意識終將消散，但聖人因與天道合德，其神靈之感通與消散久速必與常人不同。這套論述在繼承宋儒「闢佛」與「公私之辨」傳統的同時，賦予了儒家修身一種跨越生死的形上意義。
呂柏勳博士從知識史的角度，觀察明代志怪小說從「隨聞隨記」轉向「分門別類」的趨勢。他將明代志怪的編纂模式區分為三種：三才分類、以人為首、德行為先彩。這種「類書化」的傾向，反映了明代人熱衷於將「奇觀」轉化為「知識」，透過分類編排建構出一套秩序化的世界觀。
林峻煒博士探討理學脈絡中關於「鬼神是否實有」的爭論。宋儒（特別是程朱）以「氣」論鬼神，主張「人死氣散」，這導致祭祀祖先的感格之理難以解釋，祭禮易淪為虛文。林博士指出，晚明清初如許三禮 (1625-1691)、程智 (1603-1651) 等儒者對此提出反省。許三禮強調人死後「魂終在」，並將「感格天人」納入其在治理海寧時的方案中；程智則認為祭祀是為了安頓鬼神，避免其成為「游厲」。這種融貫幽明的思路，不僅是義理的思辨，更是試圖將鬼神敬畏與實踐祭禮作為維繫社會倫理與政治治理的重要基石。
本場次展現了明清士人對「幽明」關係的積極重構。當宋儒傾向於將鬼神、生死問題「氣化」或「存而不論」時，明清士人則透過修身實踐、書籍分類與祭祀論述，重新確立了鬼神的「實有感」與死後的「差異性」。這種轉向並非單純回歸迷信，而是深刻意識到：若無「幽」的感格與敬畏，則「明」的倫理與治理將失去其最核心的動力與敬誠。（陳泓璿）
第五場
明清文化與韓國繪畫的連動
主持人：高蓮姬 (Kho, Youenhee) 教授（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發表人：朴慧美 (Park, Haemi)（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博士候選人）
論 題：從「訪朝明使」看明朝與朝鮮的繪畫交流
發表人：周鶴群（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博士候選人）
論 題：朝鮮後期神仙圖中的明代版畫影響考察──以金弘道《群仙圖》(1776) 為例
發表人：元勢進 (Won Sejin)（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博士候選人）
論 題：從退溪李滉《導引圖》看 16 世紀明代與朝鮮養生觀之一隅
發表人：高蓮姬教授（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李東拲 (Lee, Dongkook)（韓國京畿道博物館館長）
論 題：Anonymous Scroll of Hundred Flowers: A Study on Its Painter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s Between Joseon and Qing Flower Painting
評論人：高蓮姬教授
本場會議以明清文化與朝鮮時代繪畫之互動為核心，探討明清政治、文化與藝術如何經由使臣往來、圖像與文本傳播進入朝鮮，並在其王室與文人階層中被接受與轉化。藉由神仙圖、養生著作中之圖像與繪畫作品流通的考察，呈現中韓文化在東亞藝術史中的連動性。
朴慧美女士以明末明使赴朝為研究主軸，探討明朝與朝鮮之間的繪畫交流機制，並將既有偏重政治與經濟往來的研究，轉向文化與藝術交流層面的考察。研究指出，使臣往來不僅為外交禮儀行為，亦是繪畫作為視覺媒介，促成跨文化理解與審美共感的重要途徑。明使所攜繪畫兼具「禮物」與「藝術」的雙重性，其價值多取決於作者或使臣的社會身分。研究並進一步分析宦官、武官與文官使臣身分差異對繪畫交流模式的影響，說明使臣在兩國外交中作為當代藝術風尚傳播者的角色，並重新評估繪畫於跨國外交中的文化意義。
周鶴群女士以《有象列仙全傳》、《仙佛奇蹤》與《三才圖會》三部明代神仙題材版畫集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圖像與文本之承繼關係，並考察其於朝鮮中期傳入後，對朝鮮神仙圖創作所產生的影響。研究指出，朝鮮畫家初期多依循畫譜樣式與人物設定進行描繪，忠實再現明代版畫集的圖像傳統。至 18 世紀，金弘道 (1745-？) 於《群仙圖》中突破既有程式，以生動筆法展現對中國畫譜的再詮釋。周女士進一步指出，畫中過往被誤認為「文昌」之人物，實更接近以吳道子為原型的「神仙畫家」形象，反映金弘道將自身詮釋融入神仙題材的創作中。
元勢進女士分析《活人心》及其附圖《導引圖》的形式與實踐意義，探討 16 世紀朝鮮性理學者對養生實踐的理解。性理學者李滉 (1501-1570) 僅抄錄《活人心》上卷並親手繪製《導引圖》，顯示其目的不在於完整再現原書，而在於思想探究與實際運用。他刻意省略內容較為專門且具強烈道教色彩的下卷，轉而關注可融入日常生活的養生與養心方法。此一選擇反映李滉將養生的重點放在「氣」的調節上，並將相關實踐納入儒家倫理與哲學的理解框架之中，從而避免訴諸過度的身體操練或內丹修煉。《活人心》在朝鮮的傳播顯示，道教養生知識並非被直接接受，而是經選擇性吸收與在地化重構。
高蓮姬教授與李東拲教授以匿名畫作《百花圖卷》為中心，說明其作為 18 世紀朝鮮與中國文化交流之具體例證的意義。研究指出，18 世紀後期朝鮮畫壇盛行寫實畫風，而《百花圖卷》以高度寫實的描繪呈現花卉景象，其逼真效果使觀者宛如置身花園之中。作品反映朝鮮後期實學思潮的精神，並透過花卉題材呈現當時的社會現實；同時，將四時花卉共置於園林空間的「長春」觀念，亦可視為金德亨實現的藝術理念。整體而言，《百花圖卷》雖與姜世晃 (1713-1791)、沈師正 (1707-1769)、崔北 (1712-1760)、金弘道等同時代畫家的寫實風格相通，然其畫風與技法仍展現鮮明的獨特性，體現朝鮮後期花卉畫在寫實取向下的多樣發展。
第六場
衝突與交融：晚清藝術在全球現代性構築中的角色
主持人：Caitlin Karyadi 教授（香港大學藝術史系）
發表人：黃悦行 (Wong Yuet Heng) 博士（柏林自由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系博士後研究）
講 題：重現「異國風情」：晚清德．艾內裡夫婦的中國藝術品收藏
發表人：樊夢瑩 (Meng Ying Fan)（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生）
講 題：從《芥子園畫譜》到盆栽：明清文人審美與十九世紀晚期日本微型園藝實踐
發表人：問曉敏博士（香港大學藝術史系）
講 題：玉石、知識與文化權威：十九世紀末中國工藝圖像的全球收藏與再現
發表人：朱文祺（香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講 題：苦力還是華工？美國插畫媒體對早期中國移民的視覺衝擊與回擊
評論人：Caitlin Karyadi 教授
本場次主要聚焦在衝突與交融時期的晚清，並且透過對收藏品、畫譜、工藝圖像以及插畫等不同面向，觀察晚清在進入全球現代化中，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以及在互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黃悦行博士聚焦於晚清時期法國一對中產階級收藏家—阿道夫．德．艾內里 (Adolphe d’Ennery, 1811-1899) 與其妻子克萊孟絲 (Clémence, 1823-1898)。研究背景設定在中國國門被迫打開、中西政治關係極度緊張的時代，然而在這種宏大的帝國主義敘事下，西方社會對中國藝術品的收藏興趣與文化交流卻呈現出日益增加的趨勢。研究的核心價值在於挑戰當前數位人文與歷史研究中主流的「後殖民理論」視角。黃博士指出，過去關於西方對東方文化表現的研究，往往難以脫離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的東方主義框架，將收藏、遊記或視覺表現一律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或是西方對東方優越感的反映。黃博士則試圖突出德．艾內里夫婦在收藏實踐中的獨立性，透過審視其展示細節，揭示出超越帝國主義範疇、具備多層次文化與社會意義的行為模式。儘管夫婦二人的收藏方式被認為是「非科學」的，例如他們大量收藏並展示具備神話色彩的神獸雕像，但這正是研究的突破點。此研究旨在打破「異國情調美學」與「帝國主義」之間看似密不可分的聯繫，轉而展示收藏如何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長期延伸。透過將中法兩國的「浪漫主義」進行類比，德．艾內里夫婦成功地在巴黎文化圈中建立了另類的審美觀與社會身分。這證明了藝術收藏不僅是地緣政治的產物，更是收藏家個人身分建構與文化轉譯的過程。
樊夢瑩女士探討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小型園藝實踐（盆栽）的美學轉向，特別是中國文人傳統在形塑此文化變遷中的關鍵角色。樊女士指出，現代「盆栽」(Bon sai) 的概念並非單純的園藝延續，而是在日本快速現代化與西化的背景下，由京都和大阪地區精通儒家經典的文人 (Bun jin) 所推動的美學翻譯過程。在明治時期，盆栽從早期的「鉢植」(Hachi ue) 轉向更具藝術性與感官深度的形式，並成為煎茶文化中優雅的室內裝飾。研究的核心發現如下：第一，視覺語彙的轉移。日本文人將中國畫譜（如《芥子園畫譜》）中的樹木圖式轉化為立體的小型活體樹木，從中提取不對稱、節制與稀疏的美學價值。第二，空間與紀錄的演變。透過對「茶會圖錄」的分析，作者發現盆栽從室外陽台逐漸進入茶室內部的陳列席，並從原本重視中國進口容器（如交趾窯）轉向以植物本身為審美主體。第三，藝術化編碼。1892 年出版的《美術盆栽圖》標誌著盆栽正式被定義為「美術」(Fine Art)，將其從純粹的技術提升為一種體現文人價值觀的自主藝術形式。總結而言，盆栽不僅是自然的縮影，更是日本文人在動盪時代中，透過中國美學傳統導航現代性的媒介。
問曉敏博士探討 19 世紀中國玉石在內外市場衝擊下，其知識體系與價值框架發生的劇烈重構。傳統上，玉在中國象徵神聖、道德與禮儀（如君子比德於玉）。然而進入 19 世紀，這種經典認識論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消費模式的轉型：隨著傳統新疆和闐玉供應不穩，產自緬甸並經由廣州貿易進入的翡翠（硬玉）成為時尚主流，這促使玉石文化從原先的男性精英、道德象徵，轉變為以女性飾品（如慈禧太后的珠飾）為核心的性別化時尚。其次是全球科學知識的介入。鴉片戰爭後，大量清宮玉器流入歐洲收藏，激發了西方學者對玉石礦物屬性的討論。1863 年，法國化學家 Alexis Damour (1808-1902) 透過科學分析確立了「軟玉」(Nephrite) 與「硬玉」(Jadeite) 的區別，將玉石從倫理範疇推向地質科學範疇。這種認識論轉向在赫伯．R．畢曉普 (Heber R. Bishop, 1840-1902) 於1906年的巨著中達到頂峰。該圖錄整合了多種視覺工具，包括：繪製新疆產地的地圖以確立資源地理學、委託北京畫師李澄淵繪製琢玉工序圖以驗證工藝價值，以及礦物學圖表以建立定量化的分類標準。總結而言，19 世紀的玉石經歷了從「神聖禮器」到「全球科學與商業物件」的重塑，此轉向至今仍影響著全球玉石市場的評估體系。
朱文祺女士考察 19 世紀美國報刊媒體（如《哈潑週刊》）如何透過視覺修辭，將中國移民從「經濟勞動力」重構成「種族威脅」的過程。研究指出，美國對華態度存在一種「收藏物件卻排斥人民」的矛盾，即在欣賞中國絲綢瓷器的同時，卻試圖隔離創造這些產品的移民。作者將中國移民的形象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1850 至 60 年代，華工被描繪為勤奮、節儉但具異域風情的工具，雖然在採礦與鐵路建設中不可或缺，卻被視為無法融入社會的「他者」。第二，1870 年代隨著經濟危機（1873 年經濟恐慌）爆發，媒體開始將華工怪物化。惡名昭彰的「約翰中國佬」(John Chinaman) 與「亞辛」(Ah Sin) 形象出現，將華工描繪成狡詐、卑微且威脅白人生計的集體威脅。George Frederick Keller (1846-？) 的漫畫更進一步將華工比擬為入侵田地的蝗蟲、豬隻，甚至是擁有十一隻手、超人般生產力的「壟斷怪物」。第三，1880 年代，視覺攻擊轉向道德與生理恐懼。如《國家警察公報》等媒體，將華工描繪成在鴉片煙館誘捕白人女性的性捕食者，利用「雜交」恐懼來煽動社會情緒。這種去人性化的視覺過程，最終為 1882 年《排華法案》的立法與後續的暴力衝突提供了情緒與道德動能。（陳信穎）
第七場
Entangled Landscapes: Rethinking Ming Art through Eco Art History
主持人：米翰寧 (Henning von Mirbach) 教授（劍橋大學藝術史系）
發表人：米翰寧 (Henning von Mirbach) 教授）
講 題：Fresh Water and Tender Leaves: Tea Drinking in Ming China amid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發表人：高瑞迎 (Ruiying Gao) 教授（維克弗斯特大學）
講 題：The Exposed Roots: Medical Plants in Ming Garden Paintings
發表人：Yeohoon Choi 教授（明知大學藝術史學系）
講 題：Approaching by a Waterway: Ming Paintings of Zhanggong Grotto in the Context of Jiangnan Literati’s Shuhua chuan Practice
發表人：莊鎮元（美國芝加哥大學藝術史博士生）
講 題：Hidden in Plain Sight: Xiang Shengmo’s Snow, Shadow, and Fisherman and Ming Visual Cultures during the Little Ice Age
評論人：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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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的講者將目光轉向明清士人與自然山水的互動，以及花草園林如何被置於藝術史的脈絡中解讀。米翰寧教授探索明代中期以惠山泉水等水資源在中國社會、文化及地理上的重要性，透過比對不同時期的畫作與文獻，揭示自然資源如何被賦予文化與社會象徵意義。在以惠山為主題的畫作中，清畫家張宗蒼 (1686-1756) 的山水畫和文徵明 (1470-1559)《惠山茶會圖》最具代表性。張宗清注重展現山勢地形，《惠山茶會圖》聚焦於士人聚會及春水的社會作用，兩者體現出不同時代對惠山水的關注焦點：前者強調惠山壯麗的地理景觀和地理景觀，後者則藉由描繪水與茶具、人物之互動凸顯水在社交與文化活動中的作用。在文學方面，惠山泉水不僅有「天下第二泉」的美譽，還曾引發唐代李德裕 (787-849) 長距離運水的故事，可謂詩文與政治象徵的結合。除了水在傳統藝文方面的價值，米翰寧教授亦指出惠山泉水的稀有性反映自然資源對文化認同和社會階層的塑造，此類自然資源對文化實踐的影響及其多層次象徵意義值得持續關注。
高瑞迎教授則以仇英 (1494-1552)《獨樂園》與《藥草山房圖》為案例，關注明代園林會話中少見的藥圃圖像，從而分析藥用植物在 16 世紀視覺文化中的表現困境：儘管文獻中不乏對園林藥材的記載，然而，當明代中後期園林被視為品味、閒適與文化身分的展演空間，實用性與生產性功能日漸邊緣化，藥用植物即日漸淡出園林文化的範疇。另一方面，藥用植物因貢藥制度、區域貿易與貨幣替代而被深度商品化，偏離傳統士人所推崇的道德與學術理想，藥圃逐漸成為在「高雅藝術」中難以處理的題材。高教授進一步指出，《獨樂園》與《藥草山房圖》皆展現物種並置失序、植物根系裸露於地表的呈現方式，此等作畫手法並非寫實失誤，而是有意挪用本草學插圖的視覺語言，旨在透過強調藥性部位實現知識傳遞。畫家以標本化的表現方式將過往少見的藥用植物涵蓋於園林圖像中，使其得以在不觸及實際勞動與商業價值的前提下，被納入文人繪畫的審美與知識體系。
Yeohoon Choi 教授以明代江南名勝「張公洞」為核心，探討水路在明代文人旅行實踐與相關繪畫中的關鍵作用。相較同為道教聖地的林屋洞因太湖風浪與洞穴水位難以進入，位於低山、入口外顯且可經由罨畫溪（水系）抵達的張公洞，高度可達性使其成為文人理想的「可親近聖境」。書畫船成為旅行實踐的另一關鍵，江南文人常在舟中進行書畫鑑賞、題詠與創作，使水道成為流動的藝術場域。Yeohoon Choi教授還以玉女潭開發案為例，說明地方士紳透過土地整治、水道開發與私人經營擴展張公洞周邊景觀範圍，改變文人實際旅行與觀看方式。可見明代文人面對藝術與旅行文化並非單純觀看既有自然環境，而是積極進行具生態藝術史意義的文化實踐。
莊鎮元先生在講題中討論小冰期與視覺文化之間的關係，同時反對先行研究將雪景畫簡化為「小冰期氣候再現」的直觀解讀。晚明畫家項聖謨 (1597-1658) 於 1641 年繪製《雪影漁人圖》，從形式而言屬於放大枯樹、壓縮空間的「小景」，在構圖上弱化傳統「一水兩岸」的秩序。然而，題詩與「崇禎十四年入夏大旱」的自述明確連結繪者對 1641 年江南大旱（崇禎大旱）與對「春雪」的回憶，使雪不再只是寒冷象徵，而成為對失序氣候與現實災變的反向情感投射。此類小景形式的畫作並非宋代小幅山水的延續，而是在明代文人語境中被重新賦予意義，成為一種「書寫情志」的視覺模式。畫家結合陶淵明 (365-427)、嵇康 (224-263) 等隱逸典故的印章系統，將個人困境、政治失序與氣候災害，整合為一種具有道德與文化深度的雪景表述。（李岱樺）
第八場
帝國邊界的文化實作：轉譯詮釋、跨界協商、族群想像
主持人：孔令偉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李剛 (Li Gang) 博士（埃爾朗根歐洲伊斯蘭與法律中心）
論 題：Prefacing the Foreign: Hermeneutic Mediation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the Paratexts of Liu Zhi
發表人：王永曦教授（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論 題：戰爭與市場：萬曆前期明蒙對河湟洮岷的爭奪與茶馬貿易的發展
發表人：王薈（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論 題：明清時期侗族掌墨師的身分重構：技術權威、文化資本與權力網路的互動 (1368-1911)
發表人：松尾健司 (MATSUO Kenji)（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生）
論 題：1881 年《中俄改訂條約》的長期影響：以索倫遺骨問題為例
發表人：關文昊 (Wenhao Guan)（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Drawing Nationhood on Maps: A Han Chinese Elite’s Map of Qing China and Its Multiethnic Entities from 1789 to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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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剛博士探討了清代穆斯林學者劉智 (1669-1764)《天方性理》、《天方典禮》的儒家序言。他提出「認識論翻譯」的概念，指出非穆斯林儒家士大夫在撰寫序言時，並非真正進入伊斯蘭宇宙，而是透過「格義」將伊斯蘭概念（如 Tawḥīd，認主學）轉譯為理學範疇（如「理」）。這種「語義耗損」使得儒家士大夫能以「東西同理」之名，將伊斯蘭教歸入儒學分枝，使其在政治上「無害化」，同時也展現了儒家作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強大「解經主權」。
王永曦教授重新審視萬曆初期的茶馬貿易，並反駁學界傳統的「失敗敘事」（認爲明末貿易衰敗），指出萬曆前期茶馬貿易反而有劇烈增長。這主要源於隆慶和議後，明朝與蒙古在「河湟洮岷」地區對「番族」的爭奪。茶葉成為明朝招徠歸附、限制蒙古的重要外交籌碼。透過《歷朝茶馬奏議》的分析，王教授展示了湖茶走私合法化如何推動制度變遷，並成為清代長途茶葉貿易的基礎。
王薈女士分析了明清時期侗族「掌墨師」（木構技藝傳承者）的身分重構。在國家權力滲透（改土歸流、官式建築引入）與市場發展（木材貿易）的共同作用下，掌墨師從單純的技術工匠，轉變為「半官僚化」的文化中介。他們透過吸收《魯班經》並將其本土化，創造了一套「漢為侗用」的混生知識體系。
松尾健司先生以 1881 年《中俄改訂條約》後，割讓區（現哈薩克東部）索倫遺骨的搬運問題為例，探討國界如何切斷原有的人緣與地緣。遺骨從「俄境」遷回「清境」的過程，象徵著邊民身分的確立與現代國家邊界的鞏固。
關文昊先生探討學者李兆洛 (1789-1841) 如何透過整合康雍乾皇輿全圖與傳統「計里畫方」技術，製作民間地理圖籍。李兆洛在「地理實學」趨勢下，將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界定為統一的「多民族實體」，早於官方完成了對「中國地理體 (Geo-body)」的民間空間想像。
本場次顯示，「邊界」不僅是地理線條，更是多層次的文化實作場域。語言、宗教、貿易、技藝與遺骨，都是帝國在邊緣地區進行權力協商與族群整合的載體。（陳泓璿）
第九場
明代史學的再評價：以國朝史編纂為中心
主持人：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戴彼得 (Peter Ditmanson) 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
論 題：全球視野下的《明實錄》
發表人：何幸真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三朝總裁：楊士奇與明實錄編纂規制的建立
發表人：黃聖修教授（泉州師範學院文傳學院歷史系）
論 題：明代私修國史的「變體」與「備體」
評論人：王鴻泰教授、戴彼得 (Peter Ditmanson) 教授、衣若蘭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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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彼得將《明實錄》置於 14 至 15 世紀的全球語境中。他指出，《實錄》不僅是行政檔案，更承載著複雜的敘事功能。透過與同時期各國宮廷記錄的對比，戴教授分析了實錄如何以皇帝的生死作為敘事骨架，同時兼顧「個人私生活」與「天下廣義記述」。這種編纂模式不僅服務於當朝，亦預設了多元的讀者群（包括後世與社會精英），揭示了明代早期政治運作中獨特的歷史觀念。
何幸真博士的研究，修正了過去僅將「政治」視為史學背景的觀點，強調修史制度本身即是政治權力變動的產物。他指出明初實錄修纂本以「監修」為尊，但隨著內閣地位提升，真正掌握刪潤權的「總裁」改由內閣閣臣擔任。何博士亦提到楊士奇 (1365-1444) 的角色問題，作為永、洪、宣三朝實錄總裁，楊士奇不僅確立了「內閣領導翰林院」的修史規制，更透過技術性操作（如史稿刪潤），將修史轉化為塑造自身政治形象與話語權的資源。
黃聖修教授針對學界長期詬病的「明代私修國史」提出平反。黃教授認為，儘管私史在考證上偶有偽誤，但其體例的創新極具意義。明代史家在實踐中對傳統紀傳體進行「變體」改造，並積極追求能涵蓋更多社會面相的「備體」。這些實驗性作品反映了晚明士人對舊有官方史學體制的挑戰，是明代史學探索「新國史」型態的重要表徵。
本場次試圖將《明實錄》從死板的「史料庫」提升至「政治與文化實作」的高度。三位學者共同勾勒出明代史學的雙重面向：官方層面，史書編纂是內閣制度化與權力合法化的過程；而在民間層面，則是對史學體例邊界的積極開拓。（陳泓璿）
第十場
捫碑修史：清代金石學典範的建立與中心轉移
主持人：楊佳玲教授（愛丁堡大學藝術史學院）
發表人：施天宇（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論 題：金石生根：清末雲南士人對碑刻的在地化詮釋
發表人：王晶（愛丁堡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海祠之辨：金石考據與清代邊疆史地知識的生成
發表人：李子怡（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候選人）
論 題：不朽的遊蹤：清代西湖遊跡題刻輯略
評論人：薛磊 (Lei Xue) 教授（奧勒岡州立大學藝術史系）
本場次由愛丁堡大學藝術史學院楊佳玲教授主持，關注在於清代金石學如何從單純的古物考據，演變為地方與中心、皇權與士大夫、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權力交鋒與知識生產的場域。三位發表人分別從邊疆碑刻的在地化詮釋、史地知識的生成、以及西湖遊觀中的社會分層，探討金石碑刻在物質性以外的深層文化意義。
施天宇先生的研究聚焦於雲南曲靖《爨寶子碑》的流傳與詮釋史。施先生認為，清代中期由阮元 (1764-1849) 等學術核心人物推動的金石熱潮，本質上是一種「以地方之物，為天下之學」的過程。在這種宏大敘事下，邊疆碑刻的出土脈絡與地方意義往往被消解，僅被視為支撐書法史演變或經學理論的「去地方化」材料。對此，雲南士人喻懷信 (1825-？) 等透過遷碑、建亭與撰寫跋文，試圖將《爨寶子碑》重新嵌入地方空間，建構出屬於曲靖的文化地標。施先生進一步指出，地方士人的這種「在地化」嘗試面臨著結構性的困境。喻懷信雖意圖抗衡中心話語，但其論證方式仍受限於官方與核心圈層制定的學術規範。最終，《爨寶子碑》雖在全國聲名大噪，卻是因為其契合了書法史中「隸楷過渡」的審美標準。這種由「地方性」到「去地方化」的回環，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國地方文化在面對中央化知識體系時，往往只能以被修訂與轉述的形式存續的普遍困境。
王晶女士以東漢《裴岑紀功碑》的再發現與流轉為視角，探討乾嘉金石學與皇權「文化大一統」的交錯。該碑於乾隆平定準噶爾戰爭後重新進入視野，成為邊疆地理的關鍵坐標，並被收錄於《四庫全書》與《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等帝國知識體系。王女士認為，此碑不僅是領土征服的象徵，更反映了士大夫與皇權在審美與政治理想上的錯位。以黃易 (1744-1802) 為代表的金石家，強調該碑「勁古」的審美價值，將其作為對抗清廷所倡導之「館閣體」時風的文化武器。這種對「勁古」的追求，實則是士大夫經世致用、「以實學保天下」之思想的具身表達。透過《裴岑碑》，得以觀察到 18 世紀中國如何透過知識生產與文化實踐，在君臣之間進行複雜的協商與博弈。
李子怡女士從荒遠的邊疆移向繁華的江南，探討清代西湖遊跡題刻與「中間階層」的關係。隨著晚明以來遊觀活動的大眾化，西湖周邊山林成為不同社會階層角力的場域。李子怡女士特別關注那些處於社會中間地帶的文人、市民與刻工，他們雖無法進入學術核心圈層，卻藉由模仿精英階層「訪古、拓古」的實踐模式，在石壁上留下姓名。這些「石面簽到表」的題名，不同於紀功碑或刻經，它們鮮少有情感抒發或宗教寄託，其核心功能在於標記「在場」。對於這些中間階層而言，名畫不可多得，但名山卻是開放的公共容器。將個人痕跡托於不朽的山石，是一種跨越階層的、對於自身存在的公開確認。這種行為不僅預示了早期現代性的萌動，更讓鮮少被正史記載的漫遊者，在西湖的湖山之間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席之地。
本場三篇論文共同勾勒出一幅清代金石學動態演進的圖景，從雲南邊陲到西湖山林，金石碑刻不再是靜止的古物，而是流動的意義載體。無論是地方士人對文化主權的守護、士大夫對審美價值的堅持，還是普通遊客對生命不朽的追求，皆體現了金石學在清代社會轉型期中，如何成為個人與群體建構身分認同的重要工具。（陳泓璿）
第十一場
瓷韻畫聲：東亞近代藝術物質與視覺文化的跨境詮釋
主持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林宜蓉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論 題：由「承清館」到「學山園」：晚明太倉張灝家族的印藝活動與文化事業初探
發表人：李招瑩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論 題：18 世紀清宮典藏塞弗爾陶瓷——中法檔案交叉詮釋研究
發表人：王廉明 (Lianming Wang) 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論 題：Western Paradise Remade: Framing Peacocks and Territorial Aesthetics in Qing Imperial Gardens
發表人：劉錡豫（專欄作家，獨立研究者）
論 題：從天津到臺灣：晚清八國聯軍下的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
發表人：游閏雅（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資訊室助理研究員）
論 題：京都畫壇中的晚清美術留學生—鄭錦 (1883-1959)
首先，林宜蓉教授探討晚明太倉張灝及其編纂的《承清館印譜》與《學山堂印譜》。林教授指出，自明代文彭 (1498-1573)、何震開啟文人篆刻風氣以來，印譜的出版，成為文人技藝與社會身分的重要象徵。萬曆年間大規模自刻印譜的出世，標誌著印學知識的普及與時尚化。張灝在「集古」與「自刻」印譜交織的巔峰期，匯集名家陣容，開啟了「集時人印譜」之先河，其重要性與周亮工 (1612-1672)、汪啟淑 (1728-1799) 並列「三堂」。林教授指出，儘管張灝在印壇具有盟主地位，但其生平史料卻異常匱乏，生卒年甚至幾近消蹤。透過文獻爬梳，他認為這與晚明凶險的政局密切相關。張灝之父張輔之 (1557-？) 因得罪魏忠賢 (1568-1627) 而歸隱，堂弟張溥 (1602-1641) 則是復社創始健將，卻疑似遭毒殺。在高壓的政治氛圍下，張灝可能選擇焚書自毀或匿名避禍，導致其資料至清中葉才逐漸復出。林教授呼籲應採取「書籍史」的研究視角，將印譜視為動態生成的知識載體，不僅考證風格與真偽，更應探討其作為晚明家族文化事業與政治避風港的深層寓意。
李招瑩教授則將焦點轉向 18 世紀清宮典藏的法國賽弗爾 (Sèvres) 陶瓷。他透過中法檔案的交叉詮釋，分析法國內政大臣貝爾丹 (Henri Bertin, 1720-1792) 贈送給乾隆皇帝 (1711-1799) 的外交禮物。這份禮清單反映了全球化早期的技術競爭與美學轉向。由於中西飲食習慣不同，貝爾丹刻意避開餐桌瓷器，精選了花瓶、香料瓶與白瓷雕塑等清宮罕見的造型，作為展示法國工藝技術的「櫥窗」。乾隆皇帝對這批充滿西洋風景、人物畫與繁複金色的瓷器表現出極高的熱忱，不僅全數收納並委託造辦處配座，甚至引發了清宮陶瓷技法的革新。乾隆開始研發模仿西洋人物畫的陶瓷，並反向派遣官員至法國訂製瓷器，實現了雙向的美學交流。這段歷史揭示了外交禮物如何超越表面餽贈，成為推動工藝互補與在地化生產的催化劑。
王廉明教授由圓明園西洋樓景區的「孔雀籠」出發，重新審視乾隆時期的歐洲宮殿建築。王教授主張，西洋樓建築並非單一風格的堆疊，而是乾隆對於「西方」多重想像的交會點。他透過視覺與考古材料，論證了孔雀籠作為歐洲花園入口的功能，並指出孔雀在佛教圖像誌中象徵「西方極樂世界」(Western Paradise)。王教授進一步將此與清朝平定準噶爾、併吞西域的邊疆軍事勝利聯繫起來。在乾隆的宏觀視野中，「西洋」（歐洲）、「西天」（佛法起源）與「西域」（新拓領土）被揉合在園林美學中。孔雀作為物質符號，在跨國景觀中被賦予了領土主權與宗教救贖的雙重色彩，展現了清帝國全方位統治疆域的文化野心。
劉錡豫先生轉向晚清八國聯軍時期的天津，探討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 (1871-1945) 與臺灣美術史的淵源。石川早期隨軍參與天津攻城，其戰地速寫並非為了大眾娛樂，而是呈覽給明治天皇 (1852-1912) 的軍事紀實。這些畫作記錄了城門毀損與海光寺的變遷，見證了戰爭對城市空間的重塑。劉先生強調，石川這種帶有測繪性質的「從軍者視角」，日後深刻影響了他來臺後的風景畫創作。石川將「道路山水」與「中景式構文」傳授給蔣勳、李梅樹 (1902-1983) 等臺灣畫家，並首創「地方色彩」論述，引導臺灣藝術界關注緯度與光線對風景色調的影響。研究揭示了臺灣現代美術的起源，實則交織在日本帝國在東亞的軍事擴張與殖民經略之中。
最後，游閏雅女士探討了留學京都的鄭錦 (1883-1959) 如何重構中國形象。鄭錦在大同學校與京都繪專的教育背景，使其接觸到現代學校制度與臨摹訓練。然而，他的創作並非單純再現唐宋傳統，而是將京都畫壇的「寫生」精神與明清版畫圖像（如改琦 (1773-1828)《紅樓夢圖詠》）進行拼貼與轉化。游女士以作品〈鸚鵡〉為例，指出畫中鳥類源於京都動物園的實地寫生，而仕女構圖則借鑑了流傳至日本的中國木刻版畫。這種複合式的視覺語彙，不僅是中日風格的實驗，更是清末留學生在海外嘗試將美術轉化為「現代知識」的嘗試。
本場次呈現近代東亞藝術在「跨境」過程中所激盪出的火花。無論是透過印譜傳達的家族政治記憶，或是由塞弗爾陶瓷、西洋樓孔雀籠、戰地速寫、留日畫作所反映的技術交流與領土觀，藝術品始終處於多重權力網格的中心。這些研究不僅補足了單一國族藝術史的空白，更透過物質與視覺文化的視角，勾勒出一個動態且互為主體的近代東亞圖像。（陳泓璿）
第十二場
書籍、日記與碑刻：知識生產與社會擴散
主持人：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王晴佳 (Q. Edward Wang)（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
論 題：明代史學的邊緣化與再評價：從政治動盪到「史學」繁榮
發表人：丘文豪博士（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
論 題：生計、前途與不朽：《山左金石志》的資訊累積及呈現
發表人：羅珮瑄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級研究人員）
論 題：黃丕烈與清中葉蘇州地方的唐詩傳播網絡──一個書籍史的數位人文研究案例
發表人：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開書考：書院課藝與 19 世界中國的知識生產
王晴佳教授檢討了學界對明代史學既有的負面與邊緣評價，主張應從史學批評和印刷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其價值。明初作為統一王朝，為爭取正統地位而倉促編纂《元史》，其品質參差的問題，加上明代史學「義理化」的傾向，雖有其弊，卻意外刺激了歷史著述的發展，促使史家不斷重寫歷史並形成批評風氣。明代中葉以降，隨著政治控制的鬆動及印刷出版的興盛，推動了考證與校勘等「精確學問」的發展。這使史家的目光不再僅侷限於纂修史實，而是轉向對「史學」 (historiography) 本身——即針對體裁、書法與義例等面向進行深入探討。此種轉向具體體現在當時學者對《史通》的重新發現與刊刻，以及集「史學批評」大成的《史記評林》之問世。這些貢獻標誌著明代史學應被視為中國史學史上，從「修史」向「史學研究」轉型的關鍵階段。
丘文豪博士跳脫單純「學術史」和「學科制度化」的視角，透過阮元主導編纂的《山左金石志》，探討金石著作如何在實作過程中，呈現出一套特殊的資訊累積與實作邏輯。丘博士指出，金石學雖然在現代學科定義下未成一完整系統，但其發展與當時盛行的「考據學風氣」緊密相連。在這種講求實證的氛圍下，金石實踐累積了大量的經史知識與資訊。《山左金石志》的實際編纂仰賴中下層士人的投入。對於這些仕途不順的文人來說，參與金石活動不僅是獲得菁英士大夫青睞、謀求生計的「入場券」，更是他們在考據風氣下，試圖透過蒐集資料提出獨特見解（發明權），以達到「著書立言」目標的途徑。有別於畢沅 (1730-1797)《關中金石記》那種「博異聞」且參雜主觀感想的風格，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更注重登錄資料的客觀標準。這種將尺寸、字體、撰書人與存佚狀況納入嚴格規範的做法，形成了一種穩定而可預期的結構。丘博士將這種重視格式的編纂邏輯，形容為一種「欄位化思考」。這讓金石學從單純的收藏，轉化為近似現代資料庫的標準化作業。丘博士認為，雖然《山左金石志》的資訊來源複雜，甚至夾帶了編纂者的主觀判斷，但這種欄位化的處理方式，讓內容得以「有據可查、可稽可考」，為後來的學科發展奠定了龐大基礎。不論是「謀食、謀道與謀位」的社會動力，還是這種將龐雜事物納入有序格式的努力，都與當代知識建構及數位化過程中對「完整資訊」的反思遙相呼應。
羅珮瑄博士利用關聯式資料庫技術 (Relational database)，透過「唐詩傳播網絡資料庫」重構清代中葉蘇州地方唐詩傳播的社會網絡體系和版本資訊，進一步呈現小集與出版交流的關係。羅博士梳理《全唐詩》編纂的脈絡，帶出黃丕烈 (1763-1825) 的重要性。黃丕烈作為唐詩文本體系開始建立且活躍於江南吳中地區的藏書家，個人生命融入「佞宋」的嗜好，使他廣蒐季振宜 (1630-1673) 的收藏。羅博士指出，從錢曾 (1629-1701)、毛晉 (1599-1659)、季振宜、黃丕烈的藏書譜系，乃形塑明清古籍遞藏脈絡的重要環節之一。透過珍稀宋本與影鈔本的唐人小集所開展的收藏、校勘與題跋實踐，呈現出在固定的文本典範空間下，版本流動與地方詮釋的罅隙。進一步反映了御定《全唐詩》的傳播和閱讀，超越官方總集的囿限。
徐兆安教授探討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 在格致書院的「徵文比賽」制度，挑戰了過往學界認為該制度單純模仿科舉或受到歐洲論文比賽的影響。並指出實際上是受到 19 世紀中國書院，特別是「課藝」制度的傳統所影響，繼而勾勒出中國書院系譜中，一條與科舉相關，但不完全一致的知識生產與創新的歷史脈絡。「課藝」是書院學生的練習文章，這模式可追溯到阮元發起的《詁經精舍文集》和學海堂，大量文章集結出版，內容包含考試範圍外的「大義」和「古賦」，成為各學科重要的新知媒介。徐教授也分析徵文比賽中，金錢獎勵和歸家考試的形式，考察其制度性發展，指出隨著膏火與課試進一步制度化，書院廢除了學生入學試依等級發錢的制度，改為依文章優劣來發放，繼而廢除學生身分的限制。歸家課試也可追溯至陶澍 (1779-1839) 的惜陰書舍，鼓勵學生在開放式空間下，激發出考生新的發現。在這樣高度的流動性下，出現了投考不限門檻甚至一人多投，以及書院山長可以「遙領」或「遙課」批改考卷的情況。不過，在課藝盛行下，以一卷定高下的方式，卻帶來了不確定性，難以控制人才培育的歷程。（張文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