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志雄教授演講 「王漁洋研究與『手抄本文化』之一例」紀要

　　 「百年論學：中國古典文藝思潮研讀會」（簡稱「百年論學」）日前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嚴志雄教授演講，講題為「王漁洋研究與『手抄本文化』之一例」；政治大學中文系廖棟樑教授擔任主持兼與談人。

　　嚴教授專研明清文學，從明清之際詩壇盟主錢謙益 (1582-1664) 至清詩一代正宗王士禛（貽上，漁洋，1634-1711）皆有獨到之研究，屢獲學界佳評。這天午後，嚴教授透過一幅《秋柳詩話》圖卷及周邊的「手抄本」序、跋、詩作，檢視其錯綜複雜的形成過程，重新探問：文本及其意義，是否如表面上和諧、穩定，抑或隱藏著一紊亂而豐腴的文化與歷史世界，等待後人來訪？

　　廖棟樑教授於引言中提示聽眾，貌似可靠的文本常具有流動性，往往呈現被扭曲、誤讀或留白的可能，尤其「手抄本」與傳世刻本中異文的對照，更必須細心探索。

　　嚴教授引領聽眾探索的圖、文，乃 1926 年史家顧頡剛購得之《秋柳詩話》圖卷，圖後另紙，錄王士禛書〈秋柳〉詩四首之詩并序、各家和作與評語，約八百字，最後繫有民國名家之題跋。

　　1657 年秋天，少年士禛於大明湖畔賦〈秋柳〉四首，風調淒清，一時和者甚眾，此後成為清詩一小傳統；1659-1660 年間，畫卷誕生，畫中四人雅集湖畔，相對暢談，兩書僮背琴捧卷侍立，看似清雅絕倫，然而，其中卻線索紛雜，暗潮洶湧——卷上文字與王氏傳世諸刊本相應看來，頗多異文及佚文；王士禛「訂正」、刪削卷上及周邊文字的過程，隱藏著其「自我形象的建構」與對「政治敏感字詞的馴化」，甚至帶有王氏「神韻詩學」的實際操作。

　　嚴教授首先指出，製畫、題詩之際，王士禛不只是詩的作者，更是參與其中的「行動者」(agent)；觀此卷上詩序，士禛云「偶成四什，以示同人」，後更有「為我和之」之語，這些祈請語及背後反映的行動，是製作《秋柳詩話》圖卷的一大驅動力。

　　「秋柳社詩」可說是由王士禛啟動、「策劃」，並且全程參與的一次活動。湖畔〈秋柳〉日後流傳大江南北，儘管已擁有原作者無法控制的、自主性的「生發動力」(generating dynamics)，但嚴教授強調，這幅圖卷的存在，仍清楚地提醒我們：在〈秋柳〉詩的書寫、傳播、詮釋過程中，王氏作為一名積極介入的「行動者」，著力影響、形塑此一事件的發展與樣態，並企圖製作或控制此一事件的意義與價值。

　　明乎此，《秋柳圖卷》與傳世刻本間的異╱佚文，不得單純以偶然記誤或筆誤視之，它們充滿了即臨感 (immediacy)，時見行動者不辭省略細節、搏造事實的「口語性」(orality)，以及一斧一鑿製作自我形象的「表演性」(performance)。嚴教授表示：這即是「手抄本文化」研究中無窮樂趣之所在。這樣樂趣無窮的探索，來自一字一詞（甚至是一方閒章）的嚴格對勘、審視。嚴教授援引三例為證：

　　首先是王士禛對於自我形象 (self-image) 的經營，《秋柳詩話》圖卷題記中所錄詩序，王氏云：「僕本恨人，性多慷慨。」二句於後來的刊本中作「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嚴教授引古典解析，「慷慨」有二意，一解「壯士不得志於心」，陸機〈門有車馬客行〉嘗用此意；一解性情豪爽。「慷慨」、「感慨」，揆諸上下文，似是後者於義較勝，但題記之後，士禛又鈐一方閒章：「余亦澹蕩人」，知其亦樂於擁有這「慷慨」、「放達」的形象。此外，士禛題寫之際，正臨出任揚州推官，乃一「車馬客」，或者也受陸機原作的牽引。士禛如有陸句在胸，則其題圖之際的心理狀態更能昭明；如取「慷慨」、「澹蕩」之義，這一改字，更可視作行動者經營自我形象、製造意義與價值的刻意作為：士禛當下正汲汲於「自我宣示」(self-proclamation)。

　　除了自身作品的異文，王士禛對於兩首他人〈秋柳〉詩作的改動，動機各不相同，也頗耐人尋味：有時涉及政治、歷史，怵目驚心，有時則是其「神韻詩學」的鱗爪一露。

　　《秋柳詩話》圖卷題記中，王士禛手抄朱彞尊〈同曹侍郎遙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異文關係到明清之際士人的隱微心事。嚴教授指出，朱詩亡國意象鮮明，頸聯云：「亡國尚憐吳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當用李後主倉皇辭廟，望「吳苑宮闈」、「廣陵臺殿」之故實。士禛題記改「亡國」為「故國」，雖亦雅馴、穩妥，但卻離開了「吳苑」所繫連的時、地、情景。朱彞尊遙和〈秋柳〉，時在 1659 年秋，其身猶為「遺民」，親見鄭成功舟師敗退長江，「亡國」二字，寄託遙深。朱氏有遺民心曲，而王士禛乃興朝新貴，不能不心存忌諱；一字改動，隱去「亡國」，遂成「政治正確」
(politically correct) 之語，馴化了政治敏感字詞。（王士禛晚年由門人輯刻《漁洋山人精華錄》，削去可能引發政治聯想的〈秋柳〉詩序，或也出於類似的考量：清詩一代正宗，豈能有「故明之思」？）

　　另一個例子，也與「秋柳社詩」相關。王士禛為從兄徐夜輯刊《徐詩》，其中〈貽上濟歸為言一時名士之盛觴咏之樂并示《秋柳集》詩既續其後響因題其冊〉一詩，士禛改為〈再題阮亭秋柳詩卷〉，原題中保存該詩寫作背景的重要訊息，已先被輕輕抹去。徐夜詩頷聯：「一時感遇垂條木，八月驚逢落葉秋。」士禛改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氣象恢宏，但「八月」這一描述「秋柳社詩」發生的重要時間點便消失無聞；對句「落葉」，從士禛原詩序「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化來，一改「落雁」，兩作品間的互文 (intertextual)、「唱和」關係亦隨之湮沒。士禛改徐夜詩，當出於其「神韻詩學」的追求，不欲令詩句「落實」，卻也對歷史事實剝膚椎髓；王本徐詩，宛若一「去歷史化」
(dehistoricize) 的「潔本」。嚴教授於此下一妙喻：王士禛的「選政」美學，如欲建構一「展品沒有標籤的美術館」，館中眾美紛呈，觀者卻苦不能知其作者與所作之時、地、背景因緣。

　　透過上述諸例，嚴教授展演了處理「手抄本」的方式：觀察異文，細察作者在不同意義場域中的所思、所行，並思考它們如何與文本結合，產生意義。一如《秋柳詩話》圖卷及題記，竟帶出王士禛對於自我形象的汲汲經營，對於「公」、「私」領域中文本流播的小心翼翼，積極介入，在不同語境、不同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 中，文詞的流動，本具有各自存在的意義；「手抄本」研究可以掀動權威文本，改變文學研究者思考、論述的方式，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作者的了解。

　　講演後的討論時間中，會眾針對畫面訊息進行討論，仔細推敲一字一句，各抒意見，氣氛熱烈而融洽。嚴教授除一一回應以外，更感謝眾人的相互攻錯，因為「手抄本文化」研究之重點，即「魔鬼就在細節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