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jamin A. Elman 教授演講 「A Late Chosŏn Korean Polymath：Kim Chŏng-hŭi 金正喜 (1786-1856) 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Jiaqing Era Scholarship」（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紀要

　　艾爾曼教授 (Benjamin A. Elman) 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胡應湘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近世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社會史與東亞文化史。近年研究中國近代科學文化史，以及十八世紀東亞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國經學、醫學和格致學等學術對日本與朝鮮的影響。

　　本次講題為「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艾爾曼教授以朝鮮鴻儒金正喜 (1786-1856) 為例，討論十八世紀朝鮮、中國與日本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以期重新了解朝鮮長期以來在早期現代東亞文化互動中的重要地位。

金正喜其人及其重要性

　　金正喜出身兩班貴族，即科考及第並躋身傳統統治菁英階層；在十九世紀朝鮮兩班學者中影響甚鉅，是當時力主學習西學的改革派「北派」領袖。但也因為身兼改革與兩班身分，在日後深陷政治鬥爭漩渦而遭流放。他曾多次擔任燕行使前往中國。

　　金正喜熟稔經書，在文獻考據、公羊學等方面尤有專精的研究。其繪畫與書法造詣極佳，在兩次流放中不斷鑽研漢隸，創造了以孔子《春秋》為名的「秋史體」。深厚的文化素養使他在出訪中國時受到矚目，以此結交了許多朝中文士，頗受阮元 (1764-1849)、翁方綱 (1733-1818) 等人器重。

　　以往總認為李氏朝鮮 (1392-1910) 儒士都奉宋代程朱理學為「道統」。金正喜可作為此一觀點的反例，讓我們重新發現清代新興的「漢學」，如何透過燕行使為中介，為朝鮮兩班所接受。

金正喜的漢學師承與今文學淵源

　　朴齊家 (1750-1805) 是金正喜的老師，對其影響非常深遠。他師從北學名師朴趾源 (1737-1805)，雖非兩班出身，但在十八世紀後期仍以經學研究而著名。一如其師，朴齊家亦曾任燕行使，在北京與中國文士陳鱣 (1753-1817)、錢坫 (1744-1806) 等人交往。雖礙於語言隔閡，僅能筆談，但彼此互相欽佩，皆對考證訓詁之學懷抱興致。

　　朴齊家的文章展現了他對考據學的熟稔。他對於洪亮吉 (1746-1809) 十分推崇，稱讚其小學、文獻學上之成就，認為他在駢文上的成就繼承了公羊學的褒貶傳統。換言之，即將「比事矚辭」的文學措詞傳統，與孔子編訂《春秋》的歷史褒貶傳統結合。

　　由朴齊家對於洪亮吉的推崇，艾爾曼教授進一步討論關於和珅 (1750-1799) 的問題；他認為和珅問題是造成公羊學與今文學形成之因。嘉慶前期，翰林學士洪亮吉是對抗和珅的士人之一；常州是當時反抗和珅的中心。常州學派的莊存與 (1719-1788)、劉逢祿 (1776-1829) 等人因為反對和珅，不斷以公羊學的理論針對和珅問題提出政治看法。

　　朴齊家於 1790 年的北京之行中接觸了當時的政治情勢，並在返回朝鮮後為之筆錄。金正喜也曾在書信中提到乾隆朝末年，和珅的問題使得中國的國勢衰退；在當時清朝諸如此類針砭時事的文人紀錄相當罕見，故而彌足珍貴。

　　金正喜還曾結識莊述祖 (1750-1816)、張惠言 (1761-1802)、劉逢祿等常州今文經學者；也閱讀過龔自珍 (1792-1841)、魏源 (1794-1856)、惲敬 (1757-1817) 之著作。龔、魏二人從學於劉逢祿，惲敬的公羊學與今文學影響了龔、魏的思想，而金正喜即是從這些學者身上，吸收了公羊學與今文經學的傳統。公羊學在清代造成的漢、宋之爭所帶來的思想與文學變革，也透過如金正喜這樣的燕行使，傳入了朝鮮王朝。

一幅畫的跨文化生命之旅

　　金正喜因1844 年迫害天主教的政爭，遭流放南方。艾爾曼教授透過一幅此時所繪著名的水墨山水畫——《阮堂歲寒圖》（簡稱《歲寒圖》），展示了畫作背後所蘊藏的政治社會的不安、學術思想與文學的變貌，以及繪者個人生命際遇的感懷。

　　畫中描繪了年歲將終的枯寒之景，以及自己的陋室與挺立在寒冬中的松樹。艾爾曼教授由此聯想到元代羅稚川 (1271-
1368) 的《枯木寒鴉圖》，這種自南宋以降文人以松樹自況有志難伸的視覺表現傳統，也同樣出現在日本與朝鮮。

　　金正喜雖然遭逢困厄，卻藉由「中國—朝鮮」文化對自己的命運有清晰的把握。當時的朝鮮皇室濫用權力，賢能之士常常遭遇不公的待遇。金正喜在畫中表現安貧樂道、堅持道德操守的同時，也透露出有志不遂、被迫放逐而隱遁的矛盾心情。

　　他將這幅《歲寒圖》贈予其弟子李尚迪 (1804-1865) 以感念其情誼。李尚迪是一名譯員，詩作與書法亦十分出色，屢獲清朝文士讚賞並與之交往。1845 年他將《歲寒圖》攜至中國，展示給新結識的常州文士觀看。在得知金正喜遭流放後，共有十六位中國文人題跋以示敬意；常州文士紛紛透過描述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活，以致勸慰。李尚迪將之輯錄，攜回國後，又有許多朝鮮文士為此畫題作詩文，使之成為一卷匯集繪畫、詩文、書法，而帶有政治抗議色彩的藝術卷軸。從中，我們可以了解朝鮮當時的政治狀況，以及中國與朝鮮間的關係。

燕行使眼中的東亞圖景

　　整體而言，金正喜視漢學為經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又因與今文學者交往，特別關注經世治國、實事求是之學，尤其是因閱讀魏源《海國圖志》，意識到了一個更為現代的世界即將到來。如此，便為漢學染上今文學的色彩。這種力圖調和漢宋之學的綜合傾向，不僅在清朝中國，在朝鮮也出現像金正喜這樣的燕行使。

　　金正喜等人行至北京、熱河、江戶、大阪等地，結識了眾多朋友，使我們從中看到一個初具規模的東亞社會文化世界——經學、文學、政治與藝術在其中相互交織，而貿易也促進了東亞社會文化的聯繫。透過金正喜此一「中介者」的眼光，我們得以從不同角度理解「後乾隆時期」中國文人與朝鮮兩班貴族的政治意識；而從朝鮮文人如何回應中國與日本新興的經學潮流，我們也可以對朝鮮時期的文化史與思想史，作出更深刻的解釋。

　　會後，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提問：金正喜是否受到西學的影響？而考據學在東亞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為何？艾爾曼教授回應：當時許多朝鮮燕行使都會想方設法接近耶穌會士，金正喜也不例外。然而中國朝廷對西學較為開放，朝鮮則較保守，朝廷內對西學的看法也不一。金正喜屬於態度較為開放者，後來也因此被流放至南方。至於第二個問題，艾爾曼教授認為這是個相當大的問題，不過若從古籍重刊來看，可見考據學對十七、十八世紀日本、朝鮮兩地學者所保存的醫學、數學古籍有所影響。例如阮元根據金正喜在朝鮮找到的《算學啟蒙》重新刊印。儘管如此，對於近代中日韓的文化關係仍然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史語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提問：日本學者在中國─朝鮮交流關係中扮演什麼角色？艾爾曼教授回應：日本在當時並未與中國直接交流，反而是朝鮮每年派遣使者到中國三次、到日本四次，使得朝鮮在近代東亞文化互動中占有中心地位。由於中國對於開放哪方面的文化交流以及選擇交流對象有其主導權，且開放程度不斷地改變，因此若論日本在中朝關係中的角色，問題變得相當複雜。日本學者在日本將朝鮮納為殖民地後到了朝鮮，購買到金正喜的《歲寒圖》，此圖遂流傳至日本。這是殖民地與母國間的交流，在此《歲寒圖》已單純成為一幅畫，而非承擔過去文化交流的角色。這幅畫是在殖民地經濟體系下被賣到日本，而在不同經濟體系下如何流傳，頗值得再加以探討。

　　艾爾曼教授此番演講，以其最近的研究成果為東亞研究一新耳目。這場精采的學術交流，便在現場學者與之熱切的討論中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