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立亭教授演講「徐渭雜劇《狂鼓史》與其幕府生涯」紀要

 
講題: 徐渭雜劇《狂鼓史》與其幕府生涯
主講人: 呂立亭教授(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暨系主任)
主持人: 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5 年 5 月 19 日(二)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陳建銘(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呂立亭教授演講「徐渭雜劇《狂鼓史》與其幕府生涯」紀要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15 年 5 月 19 日,邀請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呂立亭 (Tina Lu) 教授蒞臨演講。呂教授專研中國古典戲曲、小說,本次演講係以晚明文人徐渭 (1521-1593) 雜劇《狂鼓史》為中心。呂教授認為,徐渭不僅以《狂鼓史》呈現其幕府經歷,更透過這部雜劇思索自我身分的表現、理解等問題。

  徐渭於 1558 年入浙直總督胡宗憲 (1512-1565) 幕府,前後凡五年。後世文人撰作的徐渭傳記,往往誇張地貶胡揚徐,甚至給予徐渭一虛構的「戰略顧問」地位;而傳中賓主互為敵體的徐胡關係,也只存在文人想像中。事實上,徐渭於幕中主要擔任代筆的工作,他對胡宗憲執禮甚恭,終身視胡為恩人。然而,徐渭對幕客這一身分確實懷著複雜的情感:幕客出賣文人技能,博取金錢,其邊緣性身分不免令人不安;而囿於代筆的身分,徐渭也不敢分享其戰略建議。正因如此,他當時的想法,將永不為世人所知。

  不同於幕中沉默的徐渭,其友沈鍊 (1507-1557) 則以直言極諫著稱。1551 年,沈鍊上〈十罪疏〉彈劾內閣首輔嚴嵩 (1480-1567),因而獲罪。沈鍊被貶關外後,不改其行,終遭嚴氏父子構陷喪命。胡宗憲與沈鍊於徐渭的感情世界中,占據了重要而矛盾的地位。徐渭視胡為恩人,以沈為摯友;嚴嵩是胡之上司、提攜者,卻又為沈之敵人。儘管徐、沈二人交集不多,但徐渭仍視沈鍊為一理想人物典型,甚至是「另一個自我」(alter ego)。呂教授以東漢禰衡 (173-198) 為例:徐渭屢屢以禰衡自擬生平(〈鸚鵡〉:「我則禰衡」),另一方面,他也將禰衡作為沈鍊的替身(〈錦衣篇答贈錢君德夫〉:「罵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终埋江夏土」)。

  應該如何解讀禰衡、沈鍊、徐渭三者之間的關係?除了性格的彼此對應外,呂教授認為,禰衡既是徐渭本人,同時又是沈鍊的化身。這樣一來,徐渭在書寫友人的當下,其實也不斷在書寫自我。晚明文人尚「奇」,袁宏道〈徐文長傳〉中,引述徐氏友人信件,稱徐渭之病、人、詩、文、畫皆奇(命運也「數奇」,不順遂);徐渭〈贈光祿少卿沈公傳〉中,則以沈鍊之文、政、諫、戇,無一不奇。很有可能,袁宏道是閱讀、化用了沈傳文字,將一「奇」字還諸徐氏之身——於此重重折射之下,誰是沈鍊?誰又是徐渭呢?

  呂教授進一步剖析,徐渭對幕府的複雜情感,及其個人身分的內在衝突,深深影響了他對《狂鼓史》主角禰衡的書寫。《狂鼓史》講述禰衡晉升天庭為官前,陰司判官請他再次表演「擊鼓罵曹」這一齣戲中戲。徐渭於劇中對其幕府生涯做了重組與重鑄,這部雜劇裡,主人公禰衡同時為徐渭、沈鍊代言。以性格與遭遇來看,沈鍊一如禰衡,敢於藐視權貴;而閻王爺對其代筆人禰衡的讚許,竟也與胡宗憲對徐渭的評價十分相似。此外,這部雜劇中某些人物擁有「強迫他人現場演出」的權力,對照徐渭於幕中的壓抑及對表演的焦慮,禰衡的坦率顯得更為耐人尋味。

  呂教授接著指出,若將徐渭的真實生活、情感狀況與《狂鼓史》一一對應,則這部雜劇最迷人的特點,即在「通過不斷重複,以構建主體化的自我認知」(self-understanding through repetition)。呂教授申言,現實生活之於藝術,就如「強迫性重複衝動」與「舞臺再現」的關係。徐渭將雜劇場景佈置於陰間,陰司判官一出場,便向觀眾承諾公正性的存在;然而,這一宣言似只為舞臺而發,舞臺之下,徐渭仍切身體會著種種不公。通過書寫禰衡表演擊鼓罵曹的場景,徐渭再度展演了他本人於公共生活領域的遭遇——包括幕客經歷,及那些未曾發出的喟嘆。

  生命歷程如何被改編為舞臺表演?又如何在改編中得到轉化?呂教授借鑑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書中「強迫性重複衝動」(the repetition compulsion) 的概念,討論作者徐渭及戲中人禰衡的心理狀況。弗氏認為,這是一種看似不合邏輯的衝動,但人們意欲將以往被壓抑的情事,變作當下的經驗,反覆排演。在《狂鼓史》中,禰衡的這一衝動體現在戲中戲裡;而徐渭的這一衝動,則直接生產出了這部雜劇本身。呂教授更提醒聽眾,大乘佛教經典裡也存在著透過不斷重複,將苦難轉化為積德善行的類似事例。

  在呂教授看來,《狂鼓史》中的戲中戲,並非只是徐渭或禰衡生命經歷的直接再現,而是一理想化的變形。戲中戲的禰衡,被重寫為貫穿曹操一生。徐渭的個人經歷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形,現實生活中沉默寡言的幕客,變成雄才善辯的英雄;現實中生活領取酬勞的代筆人,則成了顏回一類賢人才堪擔任的「修文郎」。劇本中的角色與現實中的人物,並無一一對應的關係。呂教授提及,一如徐渭詩歌,《狂鼓史》中的禰衡同樣身兼二角:既是那個目中無人、身居高位的他者,也是作為代筆人及藝術家的自我。猶有甚者,劇中判官請禰衡再次演出罵曹,「了此夙願」,呂教授於此質問:這是誰的「夙願」?誰的人生中留下缺憾?

  呂教授認為,提出請求的判官,也必須視作徐渭人格之一投射。而當徐渭藉禰衡之口嘲弄曹操「帶鎖披枷」時,更不可能沒有自身七年囚徒生涯的含蓄指涉。如此一來,徐渭同時也是曹操,一樣被囚,一樣不斷提出請求與被拒。換句話說,判官、禰衡與曹操,均成了徐渭的代言人;這三個角色之間的形象互動,展現了他永無止境的內在衝突。借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這是徐渭「靈魂對自我認知的牴觸」(the psyche’s own resistance to self-recognition);或者像是里科 (Paul Ricoeur) 之言,徐渭一人一身,「同時作為自己生命歷程的讀者與作者的自我」(a subject that is both reader and writer of its own life)。

  呂教授最後提到,傳統中國文化裡,服飾本代表身分與禮節,而在徐渭設計中,禰衡一絲不掛,用手指著自己的生殖器,以明確的舞臺姿態與肢體動作,將冒犯性的著裝發揮到了極致。這一裸露的時刻,標識了舞臺成為自我檢視的場所。而另一方面,赤裸演出又是不被社會所允許的。這樣一體兩面的衝突,正象徵著《狂鼓史》成為一部情境中的自我省思之作,它不斷試驗、抗拒著關於「何者可被表現」的社會規範。

  演講後的討論時間,與會來賓發言十分踴躍。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石吉教授認為,研究徐渭,不能不關注紹興地區的人際網絡;而關於胡宗憲的歷史爭議與評價,值得進一步加入討論。文哲所劉瓊云教授則對於舞臺與劇本、讀者反應深感興趣。對此,呂教授回應,徐渭劇本與舞臺表演中仍有種種不可解之處,似乎只是作者為自己所寫;而同時之讀者反應其實不多見,袁宏道傳中提及購買、閱讀《四聲猿》的經驗,可見該劇曾以文本方式販賣、流傳。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劉柏正指出,戲曲中的算債、爭功,頗有明清功過格之特色;但至全劇收煞處,禰衡卻開口請求一「大包容」,這樣的設計,或有消解前頭計算的可能。呂教授對此想法深表認同,認為全劇最終,實有自我成全之意味。中研院史語所王鴻泰教授從各方面推敲徐渭形象:究竟是反權威的狂生奇士,或是自我壓抑的潦倒文士?呂教授回應,歷史中的幕客徐渭確實謙卑而寡言,也不曾自稱其狂;出獄後的徐渭則更近於狂——不論是表演式,或非表演式的。

  最後,徐渭對於潤筆、酬字的心態,引發眾人熱烈討論。文哲所劉苑如教授提出,禰衡離開陰間之前,推卻了閻王的贈禮,或許展現了作者於不同生命姿態中的自我表述。呂教授深表贊同,並指出「陰間」這一場所出現於徐渭的譬喻系統中,其意義與範圍究竟何在,值得讀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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