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再探」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主辦的「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再探」國際學術研究會，於 2016 年 6 月 23 至 25 日假近史所檔案館會議室召開。近史所呂妙芬所長開幕致辭時指出，雖然思想史研究低迷了一陣子，但由於史料陸續重刊，明清之際學術思想史可以預見將會開發出很多新議題。本次會議為期三日，共發表 28 篇論文，首日安排一場主題演講。以下依序摘記演講與各篇論文報告。
主題演講
講 題：明末清初思想的若干思考
主講人：王汎森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副院長）
王汎森院士同意諸多學者業已注意到明代中期（隆慶、萬曆）以後思想確有重大變化，在此基礎上，王院士就個人的閱讀及研究經驗提出四點值得留心的問題。首先，明中葉經學考證的興起，提供新的思考人生、世界、政治的框架與語言。如顧炎武、黃宗羲等明末清初的儒者，使用的語彙便與明中以前很不相同。其次，有關晚明「物」的問題。在晚明儒者就「物」談「物」這種求博與炫奇的態度下，「物」脫離朱熹「理的世界」下的道德性與目的性。再者，晚明到清初歷史人物的評論方式也有很大的轉變，明儒重視王充、《世說新語》，並受李贄影響，出現大量的歷史人物評論；順、康、雍時期，官方則大力遏止這種風氣，嘉、道、咸時期也有這樣的現象。最後，王院士指出，晚明清初的學術活動由「講會」到「書院」的發展，也可見其中原有的平民性逐漸消失。
第一場
主持人：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發表人：彭國翔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論 題：《警枕錄》的精神世界及其思想史意義
發表人：李焯然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論 題：匯通東西：明末清初回教金陵學派的譯經活動與學術論辯
本場會議兩位發表人均從過去研究較為忽略的面向切入。彭國翔教授透過現藏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較少被注意的《警枕錄》這一個案，探討宋明理學日記修身的傳統在清代中後期的延續。《警枕錄》作者汪霦原身處江南，卻看不出受當時盛行的考據學影響，呈現出的反倒是理學的特徵，而後又可能影響了理學名臣曾國藩。學界過去或多注意到理學傳統在清代的延續，但對其細部樣貌所知甚少，彭教授以此個案重思清代思想的面貌，探討宋明理學與乾嘉考據學的關係，以及清代理學發展的線索。
李焯然教授認為明清思想史過去僅注意「三教」是不完整的，更要考量包含天主教與回教在內的「五教」。李教授指出明中葉海禁後，來華回教學者減少，在華回教社群出現內部信仰危機。因此產生「經堂教育」，培養出一批精通漢文又對儒家思想認識深厚的回教宗教人才。金陵學派即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以漢文翻譯、撰寫伊斯蘭經典，促進回教與儒家的匯通。從金陵學派譯經活動與學術論辯，亦可見當時宗教多元、交流的景象。
第二場
主持人：楊儒賓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張穎 (Ying Zhang) 教授（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論 題：繫中之語——明末入獄官員精神世界初探
發表人：鄭宗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論 題：論明清之際儒學的一元化傾向
發表人：伍安祖 (On-cho Ng) 教授（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論 題：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the Ming-Qing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Contrivances and Conceptions of Xing 性 (Human Nature)
過去研究多以政治史的角度考察入獄經驗對明末官員的影響，張穎教授則以跨學科的角度來討論被繫官員的精神世界。藉由神異、生死、歷史三大主題，探討官員在獄中的宗教實踐、生死論以及歷史意識。張教授認為，官員在牢獄中的經歷和活動一方面趨於抽象化、理論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理性之有限，繫中的精神世界已然沒有現實與想像。
接著的兩位發表人均注意到理學義理發展的層面。鄭宗義教授希望能對眾多學者均點到的明清儒學「一元化」問題，做更細緻的分析。鄭教授首先說明並非在西方哲學意義下使「一元化」一詞，進而釐清宋明儒學中「一元化」思想的五種涵義；接著梳理此一元化思想是如何在明中葉以降逐步強化並呈現為一股思想潮流和傾向；最後說明此思想傾向如何導致明清儒學的轉型。
同樣注意到儒學哲學義理層次的議題，伍安祖教授則藉由剖析明清學者討論性（人性）的意義，來探討明末清初學術的知識變革。首先，伍教授從顧憲成與管志道、周汝登與許孚遠兩組學者對陽明四句教及「無善無惡」的爭辯開始，指出雖然這兩組辯論並沒有對性產生新的洞見，但卻展現了探討人性的共同關懷。接著，伍教授認為劉宗周也拒絕四句教，並堅信性之善。除此之外，明清學者也逐漸相信性為一個整體，有別於傳統道心、人心之類的區別。明清學者對人性的重思，也是為了建立個人道德與社會活動的本體基礎。從此可見清初學術對宋明學術的重大改變。
第三場
主持人：林麗月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發表人：許齊雄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論 題：〈清溪李氏家世學派〉和李氏家學的建構
發表人：周啓榮 (Kai-wing Chow) 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東亞系教授）
論 題：Li Zhi as an Early Modern Thinker: Riyong (quotidian) Ethics of the Mercantile Literati (Shishang)
發表人：向靜（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師）
論 題：義利孰勝：宋至明賑濟觀念的延承與變化——兼論賑濟中的政治與道德關係
許齊雄教授論文旨在理解《閩中理學淵源考》中〈清溪李氏家世學派〉的編撰目的。透過研究田野調查獲得的三部殘本，許教授的重點不在李光地的理學思想，而是要談其孫對福建朱子學的建構。李清馥欲將李光地安置在一個集大成的中心地位。可惜這應該只是他想要建構的家學傳統，和現實中的複雜面貌尚有一定之差距。〈清溪李氏家世學派〉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較有成就的支系透過家學傳統的書寫確立自我地位，其寫作策略便是由安溪李氏縮小到旌義李氏，再聚焦到李光地直系祖先和後人，而非單純的學案思想史寫作。
對於「明清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這樣一個大問題，周啓榮教授提出「士商」的概念來理解。周教授以李贄為代表，認為他是「士商」作家、「士商」思想家。李贄的社會名氣多是透過大量「商業印刷」出版而得；且擅長利用超附文本 (paratext) 的策略來推銷自己的著作。李贄的「士商」身分也產生新的「士商」道德思想，有別於西方自主、孤立、非社會的 individualist，而是「關愛自我」的「私」的道德思想，並將此「士商」道德思想落實於日用倫理觀。李贄的經驗反應晚明「士商」概念在社會上的普及。
在「私」的討論後，向靜博士的論文討論「義利」，也與許齊雄教授提及的「旌義」相關。向博士過去以官府與地方的利益交換來解釋「旌義」這一行為。而後透過田野調查，逐漸意識到「利益交換」的解釋或許不夠。在經濟、名望外，也注意到學術思想、內心世界，特別是理學，可能也是解釋賑濟的一個角度。此外，研究明代「旌義」不能僅僅從清代往後看，而要從宋代開始往下看，並且必須留意「家族」的角色。從此，向教授以賑濟的政治敏感性、宋代賑濟中道德責任觀的變化、明代「旌義」的意義闡發三個部分展開他的論述。
第四場
主持人：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楊正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助理研究員）
論 題：金針度人：陽明年譜史之研究
發表人：何威萱教授（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方東樹的理學觀及其宋學立場再探——以《跋南雷文定》為討論中心
楊正顯教授試圖通過梳理歷朝之《陽明年譜》，說明學者如何通過編纂《陽明年譜》，回應其自身所處的時代。朱子編撰的《伊川先生年譜》確立了年譜的體例與意義，對《陽明年譜》影響深遠，初纂之《陽明年譜》即側重於從事功中默證其良知學。降及隆慶與萬曆年間，學者為了使陽明從祀孔廟，遂刪修了《陽明年譜》之部分內容，務使其呈現典型的儒家聖賢形象。萬曆以後，學者又時常通過「點評」《陽明年譜》的方式，重新探討其學術與事功的關係。然而，清代學者所編之《陽明年譜》往往強調其事功，從而回應當時的社會動亂，但陽明之道反而掩沒不彰。
過往學界對於方東樹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漢學商兌》，何威萱教授則試圖從《跋南雷文定》分析方東樹的理學觀，進而豐富其於思想史上的形象。就義理而言，《跋南雷文定》主要站在程朱的立場批駁劉宗周與黃宗羲，但其立論又不盡同於朱子。例如方東樹主張「意」專指為善去惡的念頭，朱子則認為「意」是善惡交雜的已發之心。就學術史而言，方東樹將程朱與陽明之異同，視為一種正統與異端之辨，提高了問題的層次。至於《跋南雷文定》的作意，何教授又分從三個角度理解：其一為捍衛程朱理學，其二為嚴防心學之復活，其三為回應阮元的《儒林傳稿》，進而鞏固宋學的地位與立場。
第五場
主持人：楊瑞松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戴彼得 (Peter Ditmanson) 教授（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副教授）
論 題：Imperial History, Private History and Chen Jian’s Huang Ming tongji 皇明通紀 at the End of the Ming
發表人：鄭吉雄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史講座教授兼協理副校長）
論 題：論「群」、「獨」與清代社群主義思潮的變遷
戴彼得教授的論文以陳建的《皇明通紀》為例，探討中晚明以降的私撰史籍及其流傳。由於《英宗實錄》所引發的爭議，以及經濟水平與出版業的高度發展，大量非官方史料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流傳民間，私家修史蔚為風潮。陳建可謂試圖完整修撰明代當朝歷史的第一人，他甚至將瞭解當代歷史視為士人的責任之一。《皇明通紀》作為私撰史籍的代表著作，影響極為廣泛，並出現各種增修或刪訂版本，朝廷甚至試圖編纂一部權威性的官方史書與之爭衡。入清以後，《皇明通紀》仍繼續為部分類書和史學作品徵引。最後，戴教授認為，追尋一部理想的明代歷史，以及私家修史的風行，俱可視為明清思想變遷的特徵。
鄭吉雄教授的論文首先指出，「群」與「獨」皆為儒家傳統中的重要觀念，孔子所謂「仁」便同時涉及了「群」與「獨」兩個面向。接著，鄭教授又試圖由此探討清代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思潮的變遷。宋明理學對於「獨」，即個體的心性修練已發揮至極，清代儒者遂轉而聚焦於「群」的課題，並集中體現於三個面向：首先是人性論的轉變，如顏元將惡的根源歸諸伴隨著群體生活而來的習染。其次是通過對於禮制的探討，印證理與禮本為一體之兩面。最後是對於基層社會的關懷，即學者在編纂《一統志》的過程中，必須大量接觸基層羣眾。清中葉以降，清代的社群意識又有所轉折，源自於西方的新觀念注入了學者的社群意識，而迥異於傳統的倫理綱常。
第六場
主持人：潘鳳娟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程玉瑛 (Yu-Ying Cheng) 教授（美國馬利蒙學院歷史、哲學與宗教研究學系教授）
論 題：晚明下層士人的天主教思想與行動初探——熊士旂為例
發表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論 題：明清之際儒學的人性論述——兼論天主教作為思想資源的可能性
發表人：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文本的鏡影：文抄與清初的曆算學
程玉瑛教授的論文以熊士旂為焦點，探討晚明下層士人天主教徒的思想與行動。熊士旂是江西地區第一代的布衣天主教徒。其早年從泰州王學入手，後轉入佛學，並在接觸利瑪竇與湯若望等傳教士之後，選擇皈依天主。熊士旂出於對宗教的興趣皈依天主教，皈依的原因與楊庭筠較為相近。不同於徐光啟和李之藻，他並非因個人事業或生命中的挫折而皈依。《策怠警諭》則是熊士旂向下層群眾介紹天主教的重要著作，全書以白話文寫成。此一取向又可能受到晚明泰州學風的影響。
呂妙芬教授採取「異中求同」的方法，試圖分析明清之際的儒學人性論及其與天主教中文文獻的相似性，從而評估天主教作為中土士人之思想資源的可能性。明清之際，儒家的氣學性論具有兩大特色，其一為萬物於創生過程中受性，論性不可離乎氣質。其二為重視品類之間的區別，亦即個體間的差異與獨特性，並反對道學與方外之學的萬物一體論。儘管明清之際的學者相當重視形而下的經驗世界，仍不宜遽爾認定「天」已不再是其心目中存有與道德的本源。呂妙芬教授指出，這些特質均與當時輸入中土的天主教靈魂論頗有相似之處，但此類基督宗教思想與儒學的交涉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祝平一教授的論文嘗試以《嚻嚻子曆鏡》為例，探討明清時期的「文抄現象」。《嚻嚻子曆鏡》約成書於 1700 年左右，抄摘、改寫自多部西洋傳教士撰寫的曆書，同時添入作者自己的意見。《嚻嚻子曆鏡》在學術上擁護當朝曆法，並聲援康熙皇帝「西學中源」的基本立場，又嘗試將天學收編於儒學傳統。祝教授指出，儘管如《嚻嚻子曆鏡》一般的文抄書對於曆學的學術貢獻有限，卻是科學知識在當時的重要傳播媒介之一，其編纂與流傳仍具有知識社會史的意義。
第七場
主持人：朱鴻林教授（香港孔子學院院長、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講座教授）
發表人：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歷史系教授）
論 題：Bumps Along the Road: The delayed “Triumph” of Yan Ruoju’s Evidential Studies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發表人：伊東貴之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論 題：清代考據學再考——以清代《尚書》學為例
發表人：于文（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Uncovering the Meaning of Evidential Learn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Theorization as a New Enterprise of Literati Learning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根據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作為宋學核心文獻的〈大禹謨〉「十六字心傳」，很可能出自《荀子．解蔽篇》。艾爾曼教授進一步指出，《尚書古文疏證》佚失了部分篇章，且此書直至閻若璩逝世約四十年後，亦即 1745 年方正式出版，並於 1780 年代獲得持漢學立場的四庫館臣之高度評價。此亦可謂一種「遲來的勝利」。艾爾曼教授表示，他早先的作品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可能忽略了政治力對於考據學的影響，如清初對於朱子學的提倡與《性理精義》的編纂，皆可能壓抑了考據學的發展。然而，與其說這是一種官方的思想檢查，倒不如說是一種對於文化正統 (cultural orthodox) 的堅持。
伊東貴之先生指出，今人往往從方法論的角度理解清代的考證學，時人卻未必有這樣的意識。對於清人而言，考據學背後其實蘊藏了高度的政治與社會關懷，其本身亦具有思想性。舉例而言，閻若璩與毛奇齡對於古文《尚書》的考據，即反映了對於理學的兩種立場。李塨、顧炎武與李光地則擔心過度的辨偽傾向可能危及正統經學的意義與價值。最後，伊東貴之先生表示，即便清代的考證學確實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仍同時涉及其他不同的面向。
于文女士的論文將考證學視為一種學術思潮，試圖重建考證學興起的歷史脈絡並分析其意義。于女士指出，左派王學的流行動搖了宋明理學典範下聚焦於道德修養的士人之學。而下啟新學術思潮的復社，其成員已不再是道德主義者 (moralists)，轉而關注對於經典與歷史文獻的研究，並具有高度的經世傾向。此種對於士人之學的理解不同於清初的經世理學 (statecraft Neo-Confucianism) 與顏李學派，直接影響了黃宗羲、顧炎武與王夫之的思想結構。此種新思想模型務求從經典與歷史中尋求聖人所建構的政治體制，強調經驗的累積，而不再是一種道德哲學，考證學的方法則成為其必要條件。
第八場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三浦秀一教授（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論 題：《新刊性理大全》的出現及其時代背景
發表人：劉勇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論 題：中晚明《大學》改本的制度衝擊與影響
發表人：佐藤鍊太郎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論 題：《四書大全》與近世東亞地區四書學的展開
發表人：魏月萍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論 題：合一之道：季本《四書私存》的知識建構形態
三浦秀一教授的文章指出，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間出現多種《性理大全》之增補版本，在比對諸版本之異同後，糾正四庫館臣認為《性理大全》之底本為南宋《性理群書句解》的說法，因為《性理群書句解》乃是在正德以後，才融入各種《新刊性理大全》中的。文章後半段討論各種增註版《性理大全》出現的學術史背景，描繪出明代嘉靖年間，士大夫批判官學之多樣化圖像，以及官學權威之相對化過程。
劉勇教授討論中晚明《大學》改本的問題，指出朱子與王陽明以通過改訂《大學》文本，來創立理學新說的作法，為明代中後期的理學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即從《大學》文本改訂入手，進行理學學說的創新，形成中晚明時期百餘年的《大學》文本改訂風潮。在這段時間中，學者相競公開上奏朝廷，要求重新確認官方《大學》文本，其結果雖然並未成功，但卻使得原有的官方正統文本被問題化。此外，理學菁英口授筆耕的實際行動，在中晚明商業出版的推波助瀾下，也使得士子在《大學》文本的選擇變得更多樣化。
佐藤鍊太郎教授在報告中表示，希望歐美學者也能更多注意到日本學界對《四書》的研究。他以自己《四書》學的幾種研究為例，首先是林兆恩的《四書標摘正義》，林兆恩身處明末倭寇來襲之福建，創始三一教，有志於社會與民心，得到了民眾與官僚階層的支持。其「心即仁」之說，融合了程顥、周敦頤和張載等人諸說，將存在論與修養論融為一體，並以此來解釋《論語》。其次則是李贄在著作中對《論語》的討論，在讚頌孔子之餘，也認為《論語》中的矛盾是紀錄者之誤，並闡釋經書的相對性。此外，也在晚明軍事危機的影響下，批判重道德而輕軍事的道學者。
魏月萍教授討論陽明後學季本《四書私存》的知識建構形態，指出該書相較於同時代其他《四書》著作相互援引論證的作法，改採參照宋儒的見解，並以陽明學說來反駁或論證。書中批評朱子「知」、「學」二分的論述，從《中庸》合內外之道的「成己成物」說出發，強調「合一」具有會通與併及的概念，在體用一源、內外兩忘以及四書註解貫通與互證的基礎上，將「合一」的觀念視為統攝四書思路的理論思維，從而建構出具有鮮明學派色彩，與獨特的四書知識體系。
第九場
主持人：鐘彩鈞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蕭敏如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清初象數論與儒學知識體系的變遷：以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為中心
發表人：賀廣如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論 題：從「龍惕」到「惕龍」——以季彭山、管東溟為例看明代後期《易》學的運用與發展
蕭敏如教授的報告，討論明末清初天文學與西學技術的傳入，影響了學者閱讀經史材料時的側重及思考問題的方式，並開啟解讀《易》學的新視角。傳教士與西學士人將天文曆算知識與《易》學嫁接，牽動了「象數」觀念的變遷與《易》學詮釋的轉變。其中，黃宗羲的象數論述便呈顯出此一轉變的特性。在其《易學象數論》中，除了結合明末以來逐漸發展的天文曆算知識，並進一步重新定義《易》學中的「象」、「數」與後儒的「偽象」區別，強調占驗與數理的分野，擺脫宋代以來「以《圖》說《易》」的框架，將帶有方技色彩的《周易》象數學重新匯入主流知識體系中。
賀廣如教授的報告指出，季本的「龍惕說」與管志道的著作均高度關注乾卦，且其立說之契機都與時弊相關。明代後期，王學大興，慈湖學亦趁勢崛起，造成學者率主自然而無節之弊。季本懼學者因此近禪，流入佛老，遂主「惕龍說」，否定素來以鏡喻心的譬比，另標以龍喻心，以分別儒釋之異。管志道則是反對泰州學派獨標且自尊見龍之說，另舉同一脈絡的「惕龍」以抑之，同時用九之群龍無首，來闡發其三教融通之概念。二人雖同樣巧用乾惕以治時弊，但因對象不同，故其藥方亦別。而從惕易的詮釋差異，更可見嘉靖至萬曆間，《易》學的發展和運用與學術思潮之變化。
第十場
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發表人：王昌偉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論 題：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Li Mengyang’s Legac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發表人：張藝曦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論 題：明中晚期江西文學社集活動及其制藝發展
發表人：何淑宜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論 題：遊歷、制藝與文社：以晚明衢州士人方應祥為中心
發表人：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論 題：《太乙金華宗旨》的淨明源頭問題：清初常州呂祖乩壇信仰與淨明派的關係
王昌偉教授的論題是〈李孟陽在十七世紀的接受史〉，討論傳統明末清初思想史中，鮮少受到關注的李夢陽。王教授認為過去對李夢陽的研究多集中在詩文方面，而忽略他在宇宙論、人性論、經世思想與史學領域的學術成就；且指出李夢陽早在陽明提出良知學說以前，就掀起了詩文復古運動。王教授從《明儒學案》、《皇明經世文編》、《明文海》、《列朝詩集》等著作切入，討論十七世紀思想界的領袖人物如何評價李夢陽的學術，並指出宋代以來的南北差異與學術分類，對於明末清初知識界如何接受李夢陽，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張藝曦教授的文章，討論明代中晚期江西文學集社的活動，指出明中期以來，詩文結社及陽明心學的講會都頗為流行，但制藝文社在明末卻取而代興。文中從兩個方向來討論此一現象：一是從時間軸看社集發展的盛衰。在 1620 年以前，詩文社集及陽明學講會都曾有過盛況，並在萬曆四十三年 (1615) 一度大盛，但此後日益中衰，聲勢未能再與新興的制藝社集相提並論。其次則從社集及社集中士人活動觀察整個明末流風的變化，與明末士人群體的動向，並指出江西宗室的參與和轉向是當中頗關鍵的一環。
何淑宜教授的文章，以衢州士人方應祥為中心，討論萬曆二十年到四十年代制藝寫作風尚與文社的關係。從中觀察地方上的士子如何參與這股逐漸興起、透過組織共同研討制藝的文社，以及方應祥和友人的結社，與明季轉向經史、強調現實關懷的社集之間的關係。
黎志添教授的文章，主旨在利用淨明經典的歷史和文獻證據，特別是與明末清初淨明金丹修練有關的文獻證據，來深入理解《金華宗旨》祖本如何成為淨明派內丹修練文獻。文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考察毗陵武進縣潘易庵白龍精舍乩壇的淨明背景。其次在此基礎上，把《金華宗旨》的形成過程置於明末清初江西南昌及江浙地區、流行於士紳階層之間的淨明傳統重新考察，從而論證清初毗陵刊刻的《金華宗旨》祖本，應該被視為晚明清初編輯淨明金丹傳統的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