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學明教授

 
訪談人: 詹素娟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撰寫人: 鄭螢憶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專訪吳學明教授
 

  吳學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曾任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所長、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開發史、臺灣客家移墾史、基督教長老教會史與臺灣文化史,關注議題包括移民拓墾、北臺灣隘墾制與地方社會、南臺灣長老教會在地化歷程等。吳教授提倡運用自民間發掘的族譜、契約文書等地方文獻,從事細緻的區域史研究,也對族群關係、寺廟與社會組織等底層民眾行動力有深刻的探討,著有《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 (1834-1885)》、《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金廣福隘墾研究》、《從依賴到自立——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變與不變:義民爺信仰之擴張與演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與學術論文數十篇,並主編《古文書的解讀與研究》(與黃卓權合編著)、《六家林氏古文書》等專書。

成長與求學

  吳教授出生在雲林縣土庫鎮崙內里,一個非常貧困的農村。家裡雖有薄田,但村人經濟普遍窘迫。幼時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每逢農作收成,不論稻穀或地瓜,總有眾多各種年紀的村人,尾隨撿拾掉落的穀物,那種為生活掙扎的苦況,至今還難以忘懷。這個四周布滿沙地的村落,在 1960 年代開始因高經濟作物蘆筍的種植,家中經濟才得以稍微好轉。在重視教育的父親堅持下,吳教授未與一般同儕進入國民中學,而是就讀附近地區著名的私立天主教學校永年中學;並在父親的堅持與鼓勵下,國中畢業後,離開家鄉,報考臺北地區的高中。由於對歷史已有興趣,遂在當時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表哥趙永茂帶領下,進入管理嚴格的天主教恆毅中學求學。

  吳教授認為,影響他人生道路的重要推手,莫過於後來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任教的表哥趙永茂了。高中求學時期,即閱讀表哥撰寫的《吾國之道》,書中內容展現了當時知識青年對中華民國、臺灣未來的憂心與建言;也曾在表哥引領下,在艋舺地區進行市議員選舉前的商家調查。這段經驗加上自幼對農村困苦的記憶,強化了吳教授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認識,也啟蒙了對臺灣社會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底層民眾的生計問題。

  進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後,吳教授除了本科的歷史學外,由於當時學界提倡科際整合,因此選修或旁聽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與社會問題;但吳教授認為自己的研究取向,其實更受到人類學的啟發。此外,吳教授在歷史系師長與學風的影響下,圈點研讀《春秋》、《左傳》、《詩經》、《史記》、《資治通鑑》等經史子集,為日後解讀清代文獻與民間古文書,奠定了雄厚的古典文獻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某種緣分使然,吳教授在大學三年級時,有機會與當時甫從英國返臺,精研中國上古史,後來更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杜正勝教授同住。吳教授回憶:「當時在中國上古史的課堂上,這位年輕的杜老師,總是興致高昂的講課。在徵引文獻講解時,遇有新想法,就會很高興地請學生協助記下。」在與杜老師同住期間,總是在飯桌上聆聽老師的留學經驗、跨越歐亞大陸的壯遊、時事分析與治學方法;且在老師的身教下,大量閱讀史學論著,進而對強調思辨的「歷史學」,產生莫大的憧憬。1978 年大學畢業後,有別於投身公務員或中學教師職場的同儕,吳教授考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正式跨入歷史研究之路。

投身臺灣史

  訪談時,吳教授針對「為何選擇『臺灣史』作為研究領域」的提問,認為自己在大學時期修習的社會科學,已然開啟對臺灣社會的關注,而在閱讀相關研究如蔡宏進教授的《臺灣農村土地改革對社會經濟影響的研究》一書做為「中國社會經濟史」課程讀書心得報告時,更與少時看到的農村貧困記憶結合,關心農民遭到不合理的剝削。吳教授回想,當時因自覺知識青年需有社會責任,而希望能進一步替困苦的農民發聲。這是他關心臺灣,投身臺灣史研究的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就讀碩士班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以中國近現代史見長,但當年兩岸的政治形勢,無法接觸閱讀留存中國檔案館的檔案,也無法踏上中國的土地,感受歷史現場與人的溫度。這樣的研究侷限,有違吳教授認為歷史研究應與土地連結的信念,這是選擇臺灣史研究的關鍵因素之二。

  吳教授原以清代蘭陽平原的拓墾為題,在修課與撰寫報告的過程中,有計畫的進行田野調查與各種主題的探討;後因聽聞相關題目已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在進行,而必須更換題目。當時,吳教授從陳淑均《噶瑪蘭廳志》的〈噶瑪蘭廳海防關隘全圖〉中眾多關隘的啟示,發現北臺灣的沿山地帶滿佈防衛原住民的「隘防」組織,還有探討的空間。因此,決心將研究視野轉向全臺灣留存最多「隘」的桃竹苗地區,並以當時「隘防組織」中最具規模的「金廣福大隘」為題。只是,操勞過度的父親卻在此時過世,吳教授的求學之路被迫中斷,並在處理完家事之後,入伍服役。

如何上閣樓?「北埔姜家古文書」的發現

  由碩士論文改寫出版的《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 (1834-1885)》一書,是吳教授一戰成名之作。這部書大量使用新發掘的一手史料「北埔姜家古文書」,全面梳理隘墾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迄今為止,仍是相關議題最具系統的經典專論。而北埔姜家關鍵資料的尋找與發現,如今已成為臺灣史學界最為人知的傳奇佳話。

  服完兵役後,吳教授開始廣泛閱讀新竹地區的相關文獻,尤其是「淡新檔案」,並展開初步的田野調查。在金廣福大隘聯庄籌劃慶祝開隘一百五十周年之際,密集進行耆老訪談。當時,吳教授雖在彭勝業先生家搜集到三十餘件古契字,在陳增填先生家中也有些收獲。但金廣福粵籍墾戶首姜秀鑾家族的史料,除早先收到的族譜外,一無所獲。所幸,吳教授得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前委員盛清沂先生相助,認識了北埔朱文光先生。在朱先生引介下,吳教授兩次造訪姜振驤(姜紹祖遺腹子)之女姜蕙英女士,獲得兩包文物:一包為古契字,內有墾契、稟稿、鬮書、合約、賣契、帳單等;另一包有印章數枚,多為官方發給金廣福大隘的戳記,包含「淡水分府道光十八年 (1838) 給竹北一保南興庄閩粵墾戶金廣福戳記」、「淡防分府給南興庄墾戶首周邦正長行戳記」等。

  這些資料的取得,雖無法藉以重建金廣福的史實,但對吳教授的調查信心與人脈開展,頗有助益。之後,先在頭份姜重銘先生處得到蟲蛀無法辨識的「姜家田契總抄簿」、「新義豐各佃贌田契抄簿」。也一度在姜烘楷先生協助下,進入姜振驤的書房查閱,仍無顯著進展。後在朱文光先生陪同下,吳教授拜訪自加拿大返臺的姜重烈先生。由於姜先生的信任,得以在雜物間的五斗櫃中,發現數十本泛黃簿冊,多為姜家日治時代長房的家族帳簿;另有三本關於金廣福大隘的重要資料,分別是「道光十五年 (1835) 金廣福給墾號簿」、「光緒七年 (1881) 金廣福給墾號簿」、「姜義豐茶佃契字抄本」。這些資料的發現,讓吳教授信心大增。姜重烈先生雖再三表示該房已無其他資料,但在鍥而不捨的訪問詳談後,吳教授終於獲得姜先生同意,登上存放舊物的閣樓尋找。閣樓上堆滿木箱,大多放置姜家過時的衣飾;再三翻找,日近西山時分,終於在一口樟腦木箱中發現一整箱的資料,內有合約、墾單、收據、執照、招佃字等。吳教授先逐包開啟登錄,並借閱其中三十三包資料,共一百九十餘件古文書。其後,又陸續兩次前往開箱整理,為期約兩月時間。總計,整理出六百餘件古契字,契約簽訂時間起於清乾隆年間,下迄日治時期,這就是「北埔姜家古文書」發現始末。

  姜家史料的出現,引起臺灣史學界的關注。儘管餘波盪漾,吳教授卻謙虛的說,一切是個人「僥倖、好運」,若非姜先生恰好在調查的那年返臺,如果沒有姜先生的信任與協助,根本就無機會登上閣樓,這批珍貴文書可能至今仍沈睡在姜家閣樓之上,或許也無法抵擋北埔老聚落嚴重白蟻的侵蛀。如此,這批前人珍貴的古文書,未必有機會再見天日。

  回顧這個過程,若非不諳客語的吳教授,勤跑田野,走遍大隘地區,多次以「筆談」方式與耆老訪談,與姜家後人誠意交陪,建立信任感,才終能登上閣樓,為臺灣史研究找出這批足以解讀隘防制度及其動態過程的珍貴資料。「北埔姜家古文書」的面世,除了成就了吳教授的經典研究,也在臺灣史研究行將起步的 1980 年代注入一劑強心針,激起在民間搶救史料文獻的風潮。

「衝突」的漢人移墾史?

  就學術史的脈絡來看,吳教授投入隘墾史研究,在研究取向上確實受到 1970 年代以來「濁大計畫」、「中國近代化區域研究」的推動,及當時以多學科整合從事區域研究的影響。雖然如此,金廣福墾隘的研究發想,更與吳教授在田野現場的環境觀察相關。在探訪新竹山區時,吳教授不得不思索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為何會有一群人甘願冒著生命危險,進入內山開墾?動機為何?墾戶為何設隘?遊民為何投入隘墾組織?帶著這樣的疑問,吳教授開始了金廣福大隘的研究。

  吳教授認為,臺灣沿山地區的「隘」,顯然是為了維持隘內人群的安全需求而設,它的組成並非全由漢人,而是具備多族群的特質,隘丁除了漢人之外,有平埔熟番甚至生番擔任。「隘」的成立與運作,猶如利益共同體的結合,由不同屬性的人群組成,前往內山尋找資源。有資金者,如竹塹閩籍商人,投資隘墾獲益;而無資金者,則看重採樟、抽藤等山工之利。人們各以自己的能力與需求,藉由隘的組成獲取利益。因此,隘制顯然不只是當時研究者強調的隘制組織或防番的問題,而應將隘制、隘墾與區域史結合,探討隘制與土地拓墾的關連,突顯隘制與墾莊的關係。

  在這樣的思考下,吳教授提出「隘設墾隨」的研究概念,探討金廣福墾隘與大隘內土地拓墾的關係。同時,吳教授進一步注意到金廣福的組織形成建立在地方菁英的相互結盟關係,在竹塹內山的拓墾也發現諸多此類的事例,如嘉慶十一年 (1806) 樹杞林的「金惠成墾號」,嘉慶二十五年 (1820) 在太平地和南河抲拓墾的陳長順,均可看出閩粵合作的影子。亦即閩籍在城商人與粵籍在鄉墾民的「閩粵」合作,這有別於當時臺灣開發史盛行的「閩粵衝突」論。族群間存在競爭與衝突,確實是臺灣史上的重要社會現象,但也充滿「合作」的事實。吳教授指出可能是受到當代族群分類與過度強調族群衝突的影響,加上史料對族群「合作」等承平時期的記載較少,容易讓研究者陷入清代臺灣存在著族群衝突頻繁的印象,忽略不同族群間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事實。族群衝突不是地方社會發展的全貌。事實上,十九世紀中葉由於樟腦、茶葉的經濟利益高漲,吸引各種人群進入內山。當時,城內的閩籍商人投資製腦,粵籍開墾者則進入內山參與伐樟事務,並由平埔熟番擔任隘丁,成為隘線守衛者。每個環節都仰賴共同合作,樟腦方能順利轉換成經濟利益。是故,就文獻資料所見,當經濟利益大於族群利益時,族群之間就存在「合作」空間。

  如今,「隘設墾隨」與「閩粵合作」的洞見,已成為當代臺灣史的理解共識。而這樣的研究經驗,對吳教授長期思考臺灣的族群關係也產生深刻的影響。他認為「清代臺灣族群衝突」的議題恐有重新思考的必要,特別是研究者受到當代族群分類的影響,「客家」族群的過度標示,反而忽視清代以省籍、而非語言風俗習慣作為人群區分的歷史情境。以此延伸,如何處理清代福建省籍的今日客家人,例如汀州移民,將是未來研究者可再深入探討的課題。

關注「反抗威權」的教會

  吳教授另一個為學界肯認的研究重點,則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史的研究成果。吳教授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後,為求擴展研究領域,已有從拓墾史轉向的想法。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信徒與臺灣政治運動的密切關聯,往往扮演先鋒角色,這引發吳教授想深入瞭解的研究興趣。吳教授長期思考,究竟長老教會是怎樣的宗教團體?在地性是如何形成?竟能讓信徒敢冒險反抗專制威權。同時,吳教授少年階段的宗教接觸也發揮了作用。國高中都就讀教會學校的經驗,使他對宗教信仰與生活的關係並不陌生;而沒進過學校的姑姑能讀懂「白話字」,令他讚嘆好奇;童年課餘時間在姑姑家翻閱福音書籍的衝擊,讓吳教授毅然展開新課題的研究。

  經過初步研究,吳教授發現南北長老教會的某些差異。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相對於南部長老教會,北部教會與歷來政權的關係有較為「友善」的傾向;吳教授既以「對抗威權」作為提問的起點,自然就選擇南部教會,進行資料收集與田野調查。吳教授強調,自己雖是臺灣少數以「非基督徒」身分從事基督教史的研究者,但非教徒的身分並未成為史料接觸、蒐集與取得的阻力,自己也能更理性客觀的分析長老教會在臺灣的在地化歷史。吳教授回憶說:「長老教會相當重視歷史,資料保存狀況良好,各地教會更保留豐富的洗禮簿、小會紀錄等資料;對研究者來說,非常慶幸。當時長榮中學的蘇校長和張明容老師,更全力協助我使用黃武東牧師蒐集典藏在長榮中學『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資料館』的所有文獻,對論文的展開有非常大的幫忙。」

  吳教授 2001 年完成博士論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以南部教會為中心〉後,2003 年修訂出版《從依賴到自立──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一書,已經公論為臺灣基督教會史的重量級作品。有別於前人多側重教案、政教關係,或教會與臺灣現代化、醫療關係的討論,吳教授的研究是站在本土教會立場,以南部長老教會為例,說明教會設立、傳道士如何醫療傳教與遭遇的困難,以及如何讓教會走向自養、自傳、自治的本土化歷程。近年來,他則持續關注黃彰輝牧師 1948 年出任臺南神學院院長後,培養本土牧師臺灣意識的相關議題。

  非客家、非基督徒的身分,對吳教授「客家拓墾史」、「基督教長老教會史」的研究,非但不構成阻礙,反而得以避免陷入狹隘的本位主義,開展具有理論意涵的論述。從桃竹苗的隘墾史轉向基督教史,乍看似乎跨度鉅大,但若以文化互動的角度切入,即可發現內在的共通性:一種是異文化的漢人如何移居臺灣,與原住民互動,進而落地生根、建立家園;另一種是西方基督教作為異文化,如何在臺灣社會傳布、發展,最終建構在地的教會系統,成為本土的教會。兩者,都圍繞著一個重要的研究命題:「異文化如何在新天地適應的問題」。

古文書蒐集與區域史研究反思

  長年以來,吳教授對古文書等民間文獻的蒐集、整理、解讀與出版,可說不遺餘力。除「北埔姜家古文書」的發現,亦先後出版《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六家林氏古文書》等資料集。吳教授也曾組成古文書解讀工作坊,與黃卓權先生帶領研究生解讀古文書,並將成果整理成《古文書解讀與研究》兩大冊出版,做為古文書研究的入門工具。吳教授說道:「蒐集、出版古文書,是金廣福大隘的研究經驗,讓我體悟到民間資料的理解,可以對臺灣歷史的重建產生重要貢獻。」

  契約文書等民間文獻,具有強烈的在地性,它不同於檔案、方志等官方史籍,因此有助於研究者用「在地角度理解在地的歷史」。若忽視來自民間的聲音,臺灣史的理解必然有所侷限。當然,地方社會留存的歷史痕跡並不限於古契字,多樣龐雜的民間文獻蒐羅,則需仰賴長期的田野調查。

  吳教授認為,進入田野,除了蒐集遺留民間的古文書,更可以讓研究者感受歷史現場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加強對地方歷史的深度想像,進而以「民間角度」解讀契約文獻的內容與脈絡。例如,在解讀「招夫養夫契」時,若無法進入田野,就很容易以漢人的傳統價值觀解讀史料,忽略地方社會的實際面。客家地區則保有以客語用詞與語法書寫的契約文書,字句之間皆有在地的含意;對這類契字,若不能以客語解讀,恐有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之憾。

  雖然吳教授以客家區域史研究聞名,但他自言不是客家研究者,僅是研究議題、區域剛好位於客家庄。他的議題選擇,更深層來說,其實是基於對臺灣這塊土地與文化的關注,而落實在區域研究的個案上。在他看來,臺灣並不是鐵板一塊,各區域都有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特別是西部臺灣的河川流向多屬東、西向,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南北人群的往來,因此兩條溪流之間的區域,容易形成所謂的經濟、商業、水利、宗教等多層面「共同體」。

  吳教授認為從事區域研究並不僅是理解當地的歷史,而是為了進而洞悉臺灣歷史發展的過程,建構臺灣社會整體的面貌,能以更寬廣的視野,梳理臺灣與東亞的關係。同樣,也不該用狹隘的眼光,只強調研究區域內的特定族群如客家人群,而忽略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無論是客家研究或區域研究,本質上都是為了更深化理解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圖像。所以,現今吳教授仍鼓勵後進研究者從事區域史研究,發掘不同的區域特色,以構築臺灣歷史全貌。

參考資料:
1. 吳學明,1986,《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 (1834-198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專刊第 14 種。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
2. 吳學明,2000,《金廣福大隘研究》(上下冊),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3. 吳學明,2003,《從依賴到自立──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南:人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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