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宇慎 (Dominik Merdes) 博士演講演講「Parasitic Worms and Scattered Knowledge Production: Research Assemblages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紀要

　　本場演講由中研院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與國科會臺德 (DE) 國合計畫「醫藥文化的物質性：介於歐洲與東亞之間」合辦，邀請本年度史語所訪問學人及計畫成員的馬宇慎博士主講。馬博士研究領域包含藥學、文學及科學史，2018 年於德國布倫瑞克科技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raunschweig) 藥學與科學系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主題為「藥劑的製造──一個關於黑熱病與含銻藥劑的製圖學研究」(“The Production of a Pharmacon——A Cartography of Kala-Azar and the Antimonials”)，本次講題奠基於博士論文的基礎，發表對於東南中國寄生蟲史的研究發現。

　　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早期對中國的西方醫學史而言，是一個重要且有趣的時代。由於政治等因素，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聚集了諸多醫療實踐者，包括海關醫員 (customs surgeon)、醫療傳教士 (medical missionary)、殖民地醫師以及受過西醫訓練的中國醫師等，彼此之間存在著知識的交互往來，甚或共用相同的診療、實驗空間，也因此形成了知識生產與交流的網絡。

　　馬博士借用德勒茲 (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1925-1995) 與瓜塔里 (Pierre-Félix Guattari, 1930-1992) 的「知識生產集合」(knowledge producing assemblages) 理論，探討寄生蟲病理學知識產出的過程。同時，德勒茲與瓜塔里還提供另一組可供比較的模板，即皇家／游牧科學 (royal / nomadic science) 兩種知識形態；另一組模板則是「帝國的工具」(tool of empire) 對比伊里奇 (Ivan Illich, 1926-2002) 所提出的「交際的工具」(tool for conviviality) [註]。

　　首先，馬博士說明寄生蟲研究在 1870 年代至 1880 年代間的開展，以及寄生蟲學在「熱帶醫學」機構化過程中的重要性，而串接起兩者的正是著名蘇格蘭醫師萬巴德 (Patrick Manson, 1844-1922)。萬巴德嘗以海關醫員身分在打狗、廈門行醫。在此段醫旅時期，萬巴德不僅發現象皮病 (Elephantiasis) 與絲蟲 (Filariae) 的關係，更透過對絲蟲生命史的研究提出蚊子為象皮病、瘧疾等寄生蟲疾病的假說。由於萬巴德是基於個人興趣而非以海關醫員身分進行研究，在華其間仰賴的是傳教士在打狗和廈門所設置的教會醫院，返英後則進入倫敦的教會學校利文斯通學院 (Livingstone College, London) 教授熱帶醫學，持續與醫療傳教士及教會維持深厚的關係，醫療傳教士亦開始對寄生蟲產生興趣。

　　隨著 1899 年倫敦熱帶醫學校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成立，「熱帶醫學」正式成為一門知識領域，亦被作為一支「帝國的工具」，施作對象遍及帝國的海外殖民地。然而，馬博士試圖探索作為寄生蟲學知識生產的源頭，中國本土上不同行動者如何進行知識與論述的生產──尤其是那些相對於帝國權力核心較邊緣、缺乏縝密組織的個人或團體知識活動。

　　十九世紀末，若干在華傳教士已經開始觀察蛔蟲 (roundworm) 並提出相關論述。成立於 1886 年的在華醫療宣教協會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CMMA) 1907 年於組織內設立了研究委員會 (Research Committee)，並出版會刊《中國醫療傳教會誌》(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CMMJ)，該委員會首項研究計畫便是關於人體糞便寄生蟲卵的研究。組織所形成的知識網絡發揮不小的影響力，到了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的寄生蟲學研究中，醫療傳教士開始擔綱主要的知識生產角色。此時期來華的醫療傳教士大多具備更完整的寄生蟲生物學基礎，他們透過病患的糞便採集蟲卵，辨識種類並觀察不同寄生蟲的生命史，試圖研發驅蟲藥物與防蟲方法。

　　在華醫療傳教士的研究對象，起初多為體型較大、容易觀察的蛔蟲或絲蟲；直到 1910 年代才在雅禮會 (Yale-in-China Mission) 長沙雅禮醫院 (Yale hospital, Changsha) 院長胡美 (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 與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合作下，以對人體危害甚鉅之鉤蟲 (hookworm) 為對象展開研究。其後又與中國政府合作，在江西萍鄉縣展開鉤蟲防治運動。鉤蟲防治運動早已在某些歐洲煤礦區及殖民地展開，在 1913 年後也作為洛克菲勒國際衛生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計畫擴展至各個國家。

　　隨著防治運動展開，鉤蟲研究的社群日益多元，如 1917 年至 1920 年間，湖南湘雅醫學院（Xiangya Medical College，前身即為雅禮醫院）創校者之一顏福慶 (1822-1970)，即針對萍鄉縣礦區用水及汙水處理、通風、地下工作環境，以及雇傭條件等進行調查分析，調查結果促使 1917 年洛克菲勒國際衛生委員會擬定明確的防治政策，其中包含衛生教育、系統性地為礦區工人提供體檢和治療、用水及其他公衛設施之改善。1920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又推動了「中國鉤蟲委員會」(China Hookworm Commission) 的成立，合作對象包括北平協和醫學院病理學系與約翰霍普金斯公衛學院的醫用動物學系，並在蘇州成立主要實驗室。

　　委員會的實驗場域主要集中在中國華南地區的稻田、棉花田和桑葚田，上述皆為鉤蟲病在礦區以外之常見環境。除了根據先前的調查成果，也仰賴中國農民的既有知識，如「桑葉黃」和「懶黃病」即是指稱感染鉤蟲病的症狀。

　　上述看似組織性的運動與研究，其實是奠基於更早之前許多醫療傳教士的個人研究，即便在 1920 年代之後，分布於不同地方的寄生蟲研究者──縱使多數醫療傳教士並不認為自己是「研究者」──也未必完全遵循歐洲發展成熟的寄生蟲學實驗方法，而是有各自偏好或因地制宜的模式，如日籍在臺殖民地醫師中川幸庵 (1874-1959) 和居處紹興的醫療傳教士巴洛 (Claude Herman Barlow, 1876-1969) 對於「薑片蟲」(Fasciolopsis buski) 生命史的詳盡描繪。此外，有部分如中川醫師注重動物實驗，透過活體生物觀察寄生蟲的生態與病理，部分研究者如巴洛則親自吞食寄生蟲後觀察排便與培養蟲卵，並透過自體實驗測試驅蟲藥方。

　　上述實作可畫出的知識網絡十分複雜，馬博士簡而論之，寄生蟲學在中國華南的知識積累可說是介於「皇家科學」與「游牧科學」兩種模式之間，但若係個別研究者，他們的行動顯然更偏向「游牧」一方。同時，對於這些寄生蟲學知識的目的，馬博士也認為其在「帝國的工具」與「交際的工具」之間存在游移空間，除了作為「傳教的工具」之外，對於遠赴他鄉的醫療傳教士而言，如何與母會、當地建立連結，如何在當下的環境解決當下的問題，進行醫療及實驗，並且產出可與同儕進行交流的知識，可能是他們在研究活動時更為切身的目的。馬博士的研究便試圖將視角聚焦到微觀的、個人與社群互動的交際 (convivial) 空間。

　　演講結束後，由於原訂評論人洪廣冀教授無法出席，本場評論人改由臺德計畫成員陳秀芬教授擔任。陳教授提出幾個概觀性的問題以開啟討論。首先針對方法論，陳教授希望馬博士能進一步闡述德勒茲與瓜塔里的「皇家／游牧科學」理論以及如何運用在本研究。馬博士回應，游牧科學的結果產生於研究者（們）自身、他們的研究主題及其所處環境間的各種動力關係，而上述複雜的過程又與帝國的世界化 (imperial worlding) 與殖民性 (coloniality) 相互交纏。科學研究的結果既可能強化既有社會與政治結構，亦可對其構成破壞性，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同時將研究對象（在華寄生蟲研究者）同時擺置在「皇家／游牧科學」與「帝國／交際的工具」的天平兩端審視。女性主義及後殖民主義理論，如布雷朵蒂 (Rosi Braidotti,1954-) 及史碧華克 (Gayatri Spivak, 1942-)，則針對帝國主義式的科學史論題，提出截然不同的權力分析視角，對他關於近現代中國華南寄生蟲學「知識空間」(knowledge space) 的思考構成刺激。

　　另外，陳教授也好奇，各種運動和醫學權威在 1920 年代並陳，期間是否出現權力或階級競爭？中國傳統醫學／者在其中的角色又是什麼？史語所張谷銘教授提醒，若僅閱讀西方史料，難免會陷入西方帝國主義式思惟的疑慮，尤其馬博士已經暗示本土知識的存在，那麼地方上的治療者或醫學知識提供者，他們位於何處？站在比較史的視角，本次演講以醫療傳教士為主要對象，這個群體與印度或不列顛的熱帶醫學研究社群發生對話的頻率與程度為何？又，本研究的個案是否足以顯示中國之於當時國際公共衛生的「落後」程度？近史所訪問學員石愛潔則好奇中國人醫者或患者的參與，以及跳脫人類中心觀後，研究者對於寄生蟲的益害評價是否也會改觀。

　　史語所李尚仁教授則根據自身對在華醫療傳教士的研究，提出十九世紀末紛陳於中國對於西方傳教士的「傳聞」，很可能是中國患者抗拒治療的原因。最後，李教授提出一個方法論或知識論上的議題，英語世界的醫療史研究晚近幾十年來不再如 1980、1990 年代時熱衷於理論，並轉向「物質」層面的新領域，但德國似乎保有較強的科學哲學傳統，如馬博士的研究便運用了不少理論，這兩者之間的動力關係，亦是本次合作計畫「醫藥文化的物質性」可持續思考的問題。

　　[註] 坊間多將伊里奇此一理論譯作「歡樂的工具」，考慮 convivial 一詞在中文難以翻譯及於本文的脈絡，筆者譯為「交際的工具」。關於 convivial 的定義，參見伊里奇原文：“Such a society, in which modern technologies serve politically interrelated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managers, I will call ‘convivial’.” Ivan Illich, Tools for Convivi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