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輝教授演講「從北京到伊犁有多遠？清代中期的大地測量」紀要

　　在中研院史語所「漣漪：西學與中國思想範疇的重構，1600-1800」深耕計畫邀請下，胡明輝教授以「清代中國的地理測繪與帝國想像」為題，進行兩場演講。本場演講起始，胡教授回顧「地圖」作為被操縱的符號系統，已存在大量的學術研究。胡教授的題旨，並非討論地圖本身，而是探討兩個相反的命題。在 1959 年《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第三卷中，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提出耶穌會士帶來文藝復興後期的製圖學，並改變了清代的製圖技術。然而 1980 年代，余定國 (Cordell D. K. Yee) 在《中國地圖學史》第二卷中對李約瑟的敘述提出修正，認為李約瑟誇大耶穌會士的影響，中國地圖仍按照傳統方式作畫。故胡明輝教授透過三個部分探討此二互相衝突的命題：第一部分探討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所引介的大地測量學 (geodesy)；第二部分講述康熙 (1654-1722) 皇帝的軍事征服與大地測量；第三部分論及乾隆 (1711-1799) 皇帝的軍事征服與大地測量。

　　胡明輝教授從南懷仁引進大地測量學的背景開始談起。康熙年間，清帝國與吳三桂 (1612-1678) 為首的政治聯盟對抗，吳三桂甚至嘗試聯合俄羅斯一同攻伐滿洲政權。此後清帝國亦在北方黑龍江邊境以及西藏區域發生多次軍事衝突。當康熙皇帝嘗試征服前朝未及的領土時，首當其衝的課題在如何應對更多軍事衝突產生的危險與不確定，故十八世紀清帝國的征服過程和地圖繪製相輔相成。胡明輝教授主張推動中國製圖事業進程者，是以清朝皇室以及皇帝所帶領的八旗兵丁為主體，而非儒家官僚體系。其中，康熙皇帝對於地圖的興趣，並非來自個人對於科學知識的純粹追求，而是源自於對地緣政治、戰略與後勤補給的軍事考量。尤其當康熙皇帝面臨吳三桂、蒙古、俄羅斯與西藏的潛在威脅時，製圖便成為皇帝制定軍事策略的重要考量。

　　在三藩之亂期間，南懷仁上呈《坤輿全圖》與《坤輿圖說》，其中《坤輿圖說》收入四庫全書，而《坤輿全圖》則無，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坤輿全圖》延續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坤輿萬國全圖》的繪製方式，然而不同之處在於該圖使用投影呈現。這顯示地圖不僅描繪世界的樣貌，同時代表地球可以使用系統測量。南懷仁的《坤輿全圖》滿足康熙皇帝急欲了解國家準確相對位置的意圖。在《坤輿圖說》中關於方位、準確距離里數以及經緯度的記載，意在說明經緯度的存在以及測量經緯度的方式。與該記載相似的內容一再出現於不同文本，顯示康熙皇帝不僅相信南懷仁此套投影與測量經緯度的系統，更動用全國力量將大地測量學知識付諸實行，此實踐的過程即為本演講的第二個部分：康熙的軍事征服與大地測量。

　　在 1687 年準備對抗準噶爾蒙古的歷史背景下，康熙皇帝決定部署強大軍力策畫打敗準噶爾，並隨軍執行地圖測繪，與此同時委託南懷仁至滿洲執行大地測量。需要注意的是，過去學者往往受到耶穌會士紀錄的影響，認為大地測繪是由耶穌會士所主導。不過根據歷史學者承志對於滿文檔案的研究，1708 年康熙委派的首支大地測量隊是由滿州旗人擔任小隊長，成員包括西藏喇嘛、欽天監官員以及法國耶穌會士費隱 (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 和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1669-1720)，地圖測繪作業需多人合作進行，其中三位法國耶穌會士僅作為輔助角色而非主要測繪者。康熙時期因戰略考量而執行大地測量的軍事性質亦延續至之後的測繪活動，雍正、乾隆時期的繪圖測量團隊亦多是在軍事指揮系統下成立的偵查隊，實與情報蒐集和戰略考量密切相關。

　　不過大地測量學的引進並未在傳入之初立即獲得全面採用，由於康熙對製圖要求精準，大地測量學先是在京城與東北測試有效，才進而擴大範圍並全面實行。康熙皇帝認識到精確製圖能夠確認潛在威脅者的地理實際距離，對於軍事戰略有極高重要性，繼而開始覆蓋全帝國的製圖計畫，確保地圖測繪能夠涵括所有領土。清初由於東北存在中朝邊境採摘人蔘的糾紛，需要明確推估地界與距離，康熙五十年 (1711)，康熙皇帝對李光地 (1642-1718) 的上諭，強調地理距離需要根據地表為曲線的前提測量方能準確，顯示康熙接受並推行大地測量學。

　　《皇輿全覽圖》在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完成，該圖組提供詳細的地理資訊，並具備精確的經緯度。《皇輿全覽圖》的完成，一方面標誌著康熙朝對於當時先進製圖技術的採納，另一方面，《皇輿全覽圖》作為軍事行動產生的成果，當時儒家官僚對其一無所知。同時也意味著康熙征服領土的擴大，使清廷在執行地圖測繪時不可忽略地表的弧面距離。而耶穌會傳教士所帶來的大地測量技術，透過地表弧面曲率的修正，得以解決繪製廣袤範圍測量精確距離的挑戰。

　　雍正與乾隆朝清帝國版圖再擴大，使兩朝皆得以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擴充更多地理資訊。然而在雍正到乾隆期間，朝廷內部對耶穌會士態度發生轉變。宮廷內部的儒家「科學派」學者在掌握製圖技術之後，便不願再與耶穌會士合作。以結果而言，乾隆朝主導大地測量的學者已非耶穌會士，而是明安圖 (1692-1763)、梅珏成 (1681-1763) 等宮廷內部官員。此昭示著欽天監的「科學派」學者已經有足夠知識支援全國的大地測量工程，並扭轉康熙朝由耶穌會士主導天文曆算與地圖測量的局面。

　　此外，由於乾隆時期退居於天山南北地區的準噶爾政權出現內部爭執，成為清帝國軍事征服中亞的契機。在乾隆十六年 (1751) 平定準噶爾後，乾隆皇帝分別在1756、1759、1772啟動三次大地測量調查。第一次調查測量隊聚集於巴里坤（今甘肅省境內），主要任務為測繪天山山脈與伊犁地區，同年恰逢阿睦爾撒納叛亂，測量隊在戰爭進行中隨行軍隊執行測繪。第二次調查，在大學士傅恒 (1722-1770) 的主導下組織了測量隊，成員多數具有高階官職。調查沿著天山南北路的軍隊路線進行，並藉由標注各關鍵地點的經緯度座標以完善軍事地圖。除了測繪天山南北地區預定目標之外，測量範圍還間接擴及至青藏高原，並溯及黃河源流。在測繪過程中，兆惠 (1708-1764) 任命伊犁將軍，在新疆建立駐軍駐地體制，以鞏固清朝對中亞的控制，此為首次中亞區域被中原政權所佔領。第三次執行調查的背景與土爾扈特的遷徙相關，十四世紀遷居於伏爾加湖的土爾扈特人，為了躲避俄羅斯帝國的徵調而重新遷回新疆。乾隆三十六年 (1771)，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親自接見首領渥巴錫汗 (ubasi, 1742-1775)，並於隔年啟動第三次調查，目的是為測繪土爾扈特的安置地域。本次測繪模式亦沿襲過去測量的軍事性質，由旗人擔任指揮官並由軍人所構成，最終測繪成果涵蓋了西蒙古與部分俄羅斯中亞地區的土爾扈特放牧地。

　　根據以上三部分的探討，胡明輝教授歸結李約瑟與余定國兩個衝突的論述。首先，清代皇權根基於儒家官僚和軍事指揮（八旗綠營）兩個體系之上，兩個體系透過巡撫、軍機處與六部互相聯繫，整體測繪事業是由軍事指揮系統完成。其次，誠然歐洲測繪技術確實傳入並影響了清代的製圖成果，然該技術流轉於軍事指揮體系內，並未向儒家官僚與民間傳播，甚至只有少部分編纂《大清一統志》的儒家官員才能接觸到相關的測量材料。故李約瑟認為耶穌會士影響清代製圖學，以及余定國觀察到儒家官僚並未受歐洲製圖學影響，雙方的論點並不存在衝突。最後回到本次演講的講題「從北京到伊犁有多遠？」這個問題不僅代表清代版圖擴及前朝未及之處，亦代表清代皇權對於地圖測繪知識領域的獨佔與成就。

　　演講結束後，胡明輝教授與康言教授共同對清廷如何精確調查經緯度進行探討，緯度的測量相對較為容易，而經度則是結合大地測量學的三角測量 (triangulation)、三角學 (trigonometry)，同時運用天文學確認測量準確性。另外，中研院史語所張谷銘教授、祝平一教授與講者胡明輝教授一同研討地圖是否有助於軍事征服，以及為何康雍乾時期所測繪的地圖在乾隆之後幾乎被清廷所遺忘，包含西藏地圖不見使用的經典案例。胡明輝教授解釋，在清代西藏是難以到達之處，儘管在康熙與乾隆時期，朝廷曾派遣前往研究，然幾乎無人前往該地，也導致當時對西藏一無所知。僅存的部分西藏區域測繪也直接與軍事征服有關，並且清廷多關注於與軍事戰略相關的資訊。祝平一教授補充說明，地圖在中國傳統中一向是國家機密，即使是十九世紀漢人意圖重新認識邊疆，也無法輕易取得清代前期軍事測繪的地圖資訊。

　　此外，與會學者提問非清帝國政權是否能接受清代大地測繪的結果，如中朝邊境的人蔘地界劃定，以及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訂定。胡教授回答，其他政權對於清廷測量界線的同意與否，往往與該政權和清廷兩者的關係好壞相關，如朝鮮承認清廷對中朝地界的劃分與司法處置，而俄羅斯則是以條約調解兩者對於邊界劃分的認知差異。至於為何清代前期的測繪活動與更新並未延續到乾隆之後，胡教授解釋由於 1796 年開始的白蓮教之亂，影響清廷的財政，朝廷不再有經費持續進行地圖測繪與更新，清廷的財政問題一直延續至晚清都未解決。最後胡教授針對十九世紀上半葉西北史地學的興起，以及是否能取得軍事測繪資料的問題予以回覆，西北地理學的興起與《大清一統志》的編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乾隆時期係由和珅 (1750-1799) 主持《大清一統志》的編纂，嘉慶朝適逢反和珅的浪潮，漢人官員請願重修《大清一統志》，此為西北地理學興起的真正原因。直到十九世紀初，漢人才開始蒐集西北地圖與相關資訊，甚至可以說因為西北地理學的倡議，清代前期少部分的地理學資訊才從朝廷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