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翔教授演講「皇風無垠：朝鮮國與明代帝國的塑造」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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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伊始，王思翔教授以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所提出「朝貢體系」的概念和背景作為開場，認為不需過於糾結「朝貢冊封關係」、「宗藩關係」等辭彙；重點在於反省、修改以中國為外交體系中心的思維，進而聚焦談論朝鮮與明代的外交關係。
以往研究經常將朝鮮與中國的關係立為朝貢體系的典範／典型，然而其中存在邏輯迴路，因而忽略了朝鮮與明朝的關係內裡。王教授的主要論述其一是著重朝鮮國在「文化」上的外交手段，關注文化因素的構成功能，以及朝鮮國在歷史舞台上的實際角色。此外，「事大」行為摻雜其它要素，且禮儀、辭令、修辭本身就是「政治」，是塑造「empire」的工具。其二，朝鮮國的外交「策略」乃是為了與明朝共同構造一個對朝鮮國政治目標與利益負責的政治思想結構，即其empire是有天下就必須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朝鮮。
王教授指出關於empire的定義相當複雜。Karen Barkey 在Empire of Difference這本書中認為empire「是一個研究不同層次的權威關係，以及各種政治團體之間互動的框架。」使用empire這個概念時必須考慮有不同的政治體，他們彼此的關係該如何理解。而借用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的概念，empire是「一個抽象法理概念，是用來維護普遍、永久以及完美的政治秩序的權威」(empire)。如此empire在西方的中世紀、前近代定義，與近代的領土帝國有明顯差異。
就前近代定義的empire與東亞秩序的比較上來說，在歐洲中世紀empire是唯我獨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權威，來自拉丁語的 translatio imperii，以維護天主教文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為目的，其下有許多諸侯來朝受封。與中世紀empire的概念相較，大明天下、華夷秩序、正統論、有明朝鮮國、大明朝鮮國等東亞傳統政治觀、世界觀，兩者雖非一致，體制截然迥異，但概念上的empire是存在的。
「天下應該是什麼樣子」、「天下的結構應該是什麼」等問題，很難有切確定義。王教授以李成桂 (1335-1408) 建立朝鮮國後發生的「表箋事件」為例，權近 (1352-1409) 在 1396 年時為表箋事件主動請求出使南京，與朱元璋 (1328-1398) 賦詩深得其歡心。其中權近〈渡鴨綠江〉「皇風不限華夷界，地理何分彼此疆」，對比明太祖對朝鮮的詔書中，以「我中國綱常所在」對比「高麗限山隔海，天造東夷，非我中國所治」、「東夷之民，不生邊釁」之語，可知兩者的皇權和天下觀念完全不同。
但這兩種想法是有彈性的，王教授以門禁問題與 1568 年朝鮮禮儀的一個爭執為例。針對朝鮮使者在中國的門禁問題，蘇世讓 (1486-1562) 在〈上尚書夏言書〉以夷自居，強調明朝對外夷應該負責；同時也闡述明朝應該遵循帝國範式，強調朝鮮在明朝應該有特殊待遇。禮儀爭執則是朝鮮使臣在朝貢儀式中提出班次異議，朴承任 (1517-1586) 在 1569 年赴北京時有〈上禮部主事書〉，文中便有華夷之辨，展現謙卑態度及剛毅語氣。朝鮮使臣認為自己有權利與資格教訓、指責明朝官員。
是以大明天下的「構成」並沒有一致的共識：因人、因時、因事而異。朝鮮的地位是有彈性的，並且朝鮮人也一直在爭取某種地位。朝鮮與明朝不斷地摸索朝鮮在這個結構中的適當地位，有時朝鮮自稱外夷，但有時候又自認非外夷，視同內附。這是外交上需掌握的幅度，特別在十六世紀以後，朝鮮國以明天下的「必要成份」自居。
王教授以 1537 年龔用卿 (1501-1564) 出使朝鮮所作〈渡鴨綠江〉為例，詩中他以教化朝鮮的角色自居，展現傲慢姿態。此詩來自《皇華集》，朝鮮國在 1450 至 1633 年，將召使來朝的詩文唱和用金屬活字印刷刻出詩集，給天使帶回紀念。而如倪謙 (1415-1479)〈孝女碑〉、張寧 (1426-1496) 〈登大平館樓〉等都可見明朝使臣以「教化者」自居的運用事例。又明朝使臣至朝鮮時，將題詠行為當成「教化者」的「行為藝術」，如成均館大學的明倫堂便是明使朱之蕃 (1558-1626) 的題字。而朝鮮王朝對此有所配合與奉迎，如 1464 年朝鮮實錄及十六世紀魚叔權《稗官雜記》中均有擔心因文字錯別或用詞誤解產生外交問題，而撤掉相關文獻的紀錄。這便給明使命名、修改的發揮空間。
再者，與明使互動的過程中，朝鮮會贈送禮物或賄賂。有時明使索求無度，但也有相對清廉的使者，如祁順 (1434-1497)〈欽差正使戶部郎中祁順端肅奉書朝鮮國王〉中敘寫自己不收餽贈的清廉；後來明使的類似書寫便形成使節表現的行為範式。然而，由此形成的「卻金亭」傳說，反倒造成困擾，如姜曰廣 (1584-1649) 出使朝鮮時對之信以為真欲前往觀看，反讓朝鮮遠接使金瑬 (1571-1648) 不知所措。
明朝使臣代皇帝「教化」朝鮮的敘述，在文辭、行為、物質文化上均有體現。在中晚明崇尚「德行」的政治氛圍內，出使朝鮮也變成表現「操行」的機會。所以個別使臣表現有真有偽、有虛有實，重要的是朝鮮國進入了明人的「德政」政治構造內，在明朝人的想像裡，在朝鮮的行為與明朝的文德是貫連的。而奉承明使作為朝鮮國國策所產生的結果，是朝鮮人刻意產生文獻中明朝的「文德」形象。
就歷史觀而言，王教授注意到，朝鮮國刻意將自身與箕子聯繫一起。然關於箕子東遷受封說存在分歧，如《史記》與《尚書大傳》中對箕子的記載，產生箕子受不受封、臣不臣的問題。箕子東遷亦引發朝鮮是否為華夏統一王朝「失地」的問題，如裴矩 (547-627)、馬亨 (1207-1277) 等人都有相關討論，從而引起朝鮮的疑慮。又箕子墓前的立碑，卞季良 (1369-1430) 寫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是指箕子不想臣。而 1460 年張寧出使朝鮮撰〈辨柳宗元箕子廟碑語〉反駁卞氏看法，認為不管箕子本身意願如何，朝鮮文明都是中國所賜。而《皇華集》中如許琮詩句、唐皋 (1469-1526)〈拜箕子墓〉等，均可見朝鮮與明使對箕子歷史的認知有所分歧；至清時更加明顯。
隋唐時代征朝鮮半島也是尷尬的歷史話題，如明使祁順 (1434-1497)〈平壤懷古〉與徐居正 (1420-1492)〈次平壤懷古韻〉展現兩種對隋唐的不同看法。又如李穡 (1328-1396)〈貞觀吟〉「那知玄花落白羽」是指唐太宗攻打高句麗時眼睛中箭；在朝鮮野史中則有唐太宗攻打高句麗最後被射死的段落，這便和中國的歷史敘述很不相同。其中潛在危險便是中華帝國的統治者，會把朝鮮看作其失地。因此朝鮮的外交手段是要避免衝突，但同時又不能否決中華帝統的合法性，便需周旋其中。
是以朝鮮與明朝關係的「曖昧」體現在歷史敘述中。歷史事件對朝鮮王朝的「隱患」在於朝鮮半島可能成為中華帝國復辟主義的對象。朝鮮外交要不斷壓制這種敘述，而強調「文德」、「一視同仁」、「崇文抑武」等敘述。外交詩賦起到多種作用，酬唱、次韻活動本身是共同塑造的交流模式，可以容納多種甚至相互矛盾的政治敘述。詩詞可以同時並列不同的敘述，不需有明確的結論。詩文、文德、使節足以構造大明的empire，並且在外交的語境中，不去細究有爭執之處。
王教授以三點總結。首先，應當將朝鮮國視為empire的成員而不是朝貢體係的對象，是empire的參與者。朝鮮國自認在「中華帝國」的秩序中具有「發言權」，因此要爭取明方的認同。朝鮮想扮演的角色是東亞跨國政治體系的傳承者，所以歷史空間的「中華」不能局限於「中國」，此點亦能說明朝鮮國後期的政治轉向。
其次，關於學術修辭，漢語中常見一些固定的句型，例如「為什麼朝鮮國要朝貢？因為他們慕華。為什麼慕華？因為事大主義。」這種迴圈式的歷史敘述，將「朝貢」視為「事大主義」的體現，完全忽視了互動性和朝鮮國的能動性。這類慣用句型容易導致思維短路，無法真正解釋問題，反而只是基於朝貢體系的框架，缺乏歷史性。
最後關於empire與方法論，empire超越「國」，有助於發覺另一種層次的歷史現象。即是朝鮮與明朝的「關係」不僅僅是「國交」，並且「明empire」不等於「明帝國」而是「大明天下」。天下雖是明朝主導的，但是它的存在是超越任何朝代的。認識上述各點才能理解朝鮮的外交策略，如果天下、中華是永久的，那麼「永為東藩」的朝鮮——東國，是與中國並行且永久存在的。即朝鮮國的政治傳承是與中朝「相始終」；換句話說，朝鮮永遠也不可以被吞併或抹殺，這是朝鮮在文化與義理上一直在爭取的目標。
綜合討論時，賴毓芝教授、陳秀芬教授與蔡至哲博士、謝仁晏博士、蔡名哲博士等與會學者踴躍提問。針對明朝對於朝鮮角度的 empire 建構是否認同，以及在元、明、清的時間軸上，朝鮮角度的 empire 模型有否轉變？像韓末柳麟錫 (1842-1915) 一類的儒者，是否繼承講者定義下的帝國觀念，即朝鮮不置外於中華的體系？對於「東國」概念為何？在朝鮮使用的辭令當中，其元素組成是否隨著時間而變動？又從中國角度觀看，為何形成朝鮮贈與使節書籍的制度；並且明朝使節回到中國後是否會再進行翻刻，與出版文化是否有關？用活字的考量是什麼？對中國與朝鮮各自對三韓一詞的定義、使用與認知為何？在豐富熱烈的問答後，最終以「一個大明天下各自表述」為結論，圓滿結束此次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