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志教授演講「滿文古地圖與俄文古地圖──中俄地圖交流史的一個側影」紀要

　　本日講題源自承志教授近年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對滿文輿圖的研究工作，及其發現滿文亞洲東北方面輿圖和俄文西伯利亞輿圖相遇的種種問題。在俄羅斯人進入西伯利亞地區探勘前，歐亞大陸東北角一直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區域。1728 年丹麥探險家維他斯．白令 (Vitus Jonassen Bering,1681-1741) 在發現白令海峽後，隨著前者的步伐，從堪察加半島南下千島列島。於此時期，中國、朝鮮、日本亦開始密切關注歐亞東北地區，康熙 (1654-1722) 年間測繪的《皇輿全覽圖》範圍即包括黑龍江下游的庫頁島。自 18 至 19 世紀，歐洲開始出現歐亞大陸各地的地理著作，以荷蘭人尼古拉．維特森 (Nicolaes Witsen, 1641-1717) 於 1692 年出版的《北東韃靼》(Noord en Oost Tartarye) 為代表。書中的插圖，充斥著時人想像中的歐亞東北部生活場景，如蒙古包附近有俄羅斯人坐在雪橇上，手持弓箭獵鹿；居民忙著幫母馬擠奶。有趣的是，在此書出版的 3 年前，清俄兩國才剛簽訂《尼布楚條約》。再以維特森繪製的《東韃靼地圖》為例，在吉林地區的地圖一角，寫著耶穌會士南懷仁 (P. Verbiest, 1623-1688) 的名字，並用滿文標記盛京和吉林，表示地圖資訊的來源是康熙年間，隨皇帝到吉林繪製地圖的南懷仁。這張地圖沒有在清帝國國內出版，但這些資訊仍送達歐洲，在翻譯成英文和法文後，重新繪製到歐洲的地圖上，形成知識傳遞的循環。本次講題，承志教授圍繞著《吉林九河圖》，該圖繪製範圍涵蓋西伯利亞的里雅那江等地，這些地理知識來自何處？清朝的繪製者又是如何了解這麼廣袤的地理範圍？

　　古地圖和方志往往誤以為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清俄邊境立有石碑為界。然而由於準噶爾戰爭和周遭缺少合適石材的緣故，直至清末都不曾立碑。此外，過往對於滿文《吉林九河圖》的研究，亦充斥著不少誤解和疑點。探討該圖的發軔之作，當推日本學者吉田金一 (1909-2000) 在1980 年發表的〈郎談《吉林九河圖》與尼布楚條約〉一文，文中推論該圖繪製於康熙二十九年前後 (1690)，該圖右下角的漢字則為內務府收藏的年代。吉田金一還進一步推測，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之際，清朝使臣「攜有大幅地圖」，此地圖指的就是郎談（又作郎坦、郎潭，1634-1695）所繪《吉林九河圖》的祖本。吉田金一利用多幅西伯利亞地圖與《吉林九河圖》進行綜合比較，拓展了中俄關係史的研究深度。1985 年中國學者劉遠圖，在錯誤的翻譯文獻基礎上，主張「原圖當是清方談判代表帶到尼布楚會議上去的地圖」及強調「郎談圖最後成圖於 1690 年」，就此學界留下了「《吉林九河圖》曾用於尼布楚條約談判現場」的迷思。2005 年美國學者濮德培 (Peter C. Perdue,1949-) 在論及中俄邊界問題時，亦誤解《吉林九河圖》繪製的歷史背景。

　　然而，承志教授在解讀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口外九大人圖》時，意外發現其滿文地名與《吉林九河圖》高度相似。經對比證實，《吉林九河圖》的繪製時間，是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的康熙五十年 (1711)，並仿照康熙二十九年巡查黑龍江南北各地而成的《口外九大人圖》，最後在康熙四十九年新地理調查的基礎上補充地名。

　　《口外九大人圖》其名稱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繪圖風格方面，《口外九大人圖》的繪製筆法與傳統中國地圖的繪製方法不同，是以「人」的視角為中心。「九大人」應指當初由九組官員分批前往東北黑龍江流域調查而得名，康熙三十年，皇帝命令黑龍江將軍到黑龍江北邊地區進行地理調查，將新發現的河流名稱，重新在輿圖上貼上淡黃色標籤（清代繪製的輿圖資料一般都與奏摺一同上奏，故輿圖上不需要註明年代和圖名，致使地圖上的地名出現「直接書寫」和「黏貼」兩種形式）。康熙三十一年九路人馬送到北京的地圖中，有一張圖名為《烏拉寧古塔口外大小圖，五張》，由此證明康熙三十一年郎談等人曾到訪黑龍江吉林，並收集南北各地資訊。再比較《口外九大人圖》與《吉林九河圖》後，可知滿文檔案記載的地名資料和兩幅滿文地圖的內容一致。

　　引人注意的是，在 1689 年交涉《尼布楚條約》時，清帝國特別在談判中要求「里雅那江原係我疆界，以此為界何如」，這點表明負責談判的郎談等使團，已掌握當時處於俄羅斯控制下的里雅那江和雅庫次克地區的地理知識，甚至希望將縱貫的里雅那江以東地區納入清帝國範圍內。關於為何清方稱「里雅那江」而非「勒那河」？清帝國如何得知里雅那江（即俄方之勒那河，Лена）的有關資訊？這兩點皆可追溯至 17 世紀起，俄羅斯人南下的進程。1632 年俄羅斯人在勒那河旁修築雅庫次克堡，同時以此為據點南下進入黑龍江；1674 年已探明前往黑龍江區域的兩條路線，由俄羅斯使節攜帶至北京的《西伯利亞地圖》亦是製作於該時期。該地圖於 1676 年傳入清帝國後，翻譯成滿文和漢文，其內容被引入康熙時期所繪製的歐亞東北部輿圖中。因此，《吉林九河圖》中以里雅那江為核心的俄羅斯地名問題，無庸置疑係受到《西伯利亞地圖》的影響，仔細比較《吉林九河圖》中里雅那江一帶的構圖、地名、筆法等，皆可發現兩者具有眾多相似之處。

　　滿文《口外九大人圖》和其重繪本《吉林九河圖》中的歐亞東北部知識，即是在 17 世紀清俄衝突達到高峰的歷史背景下，以大清國國語──滿文 (manju hergen) 記載的珍貴資料，也是中俄兩國地理知識交流的確證。不僅提供了關於歐亞大陸東北亞地區可靠地理資訊，更為世界地理學史的空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再比較 1708 年到 1711 年間，由耶穌會傳教士和中國官員聯合繪測的《皇輿全覽圖》中的東北地名，大部分皆與《口外九大人圖》和《吉林九河圖》一致。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皇輿全覽圖》參照前兩者的滿文檔案，不過可以肯定兩者之間必有密切關聯；甚至可以說，該時期繪製在滿文地圖中的地理訊息，為後來繪製《皇輿全覽圖》的東北部分打下重要的基礎。

　　最後，承志教授談及今日史學界與地圖學仍受制於檔案保存的管束，「歷史輿圖資料因身負著不是秘密的『秘密』使命，至今仍有許多收藏機構不願公開，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視野的廣度和深度。」如滿漢文輿圖資料，就由於涉及國家機密未曾公開，然而這限制了研究者瞭解歐亞大陸古地圖的交流史。清代滿文輿圖進一步公開研究，對於理解古代以來未知區域的東北地區有著重大意義，承志教授期望將來各國古地圖的相關檔案陸續開放後，能使地圖科學研究出現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