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博清教授演講「帝國的水文人員：鴉片戰爭與英國對華水文調查 (1840-1846)」紀要

　　游博清教授現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外關係史、海洋史、清代對外貿易史。本次演講的題目是「帝國的水文人員：鴉片戰爭與英國對華水文調查 (1840-1846)」，敘述在鴉片戰爭過程中，以及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隨皇家海軍來華的水文調查人員，如柯林森 (Richard Collinson)、凱里特 (Henry Kellett) 等，對中國沿海海岸地區的水文調查；並闡述海洋調查與英帝國之擴張、英商在華利益之間的關聯性，和英人建構並累積的中國水文知識如何傳播，其傳播形式與管道為何，等相關議題。

　　游教授的演講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子題，分別是「水文調查與鴉片戰爭」、「水文調查與商業利益」，以及「中國水文知識的傳播」。在第一個子題中，首先敘述英國在鴉片戰爭以前對中國沿海地區的認識，以及十九世紀時期西方海洋科技的進展，以作為本次演講的時代背景。隨後討論的重點則放在鴉片戰爭過程與戰後，英軍對中國的水文調查。對於英軍此次的調查，游博士將其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 1840 年 6 月起至 1841 年 8 月為止的第一階段，以及 1841 年 8 月起至 1842 年 8 月為止的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作戰中，清英主要海戰地點在廣州虎門、福建廈門、浙江定海、乍浦、崇明等地，柯林森等水文人員主要的活動範圍也集中於此一區域。在柯林森等人的積極調查下，英軍船艦探得良好的下錨泊定處，使其主力艦得以發揮優勢火力，也尋得合適的登陸地點，使英軍在最小損失下，順利登岸攻擊。例如，在攻打廣州的過程中，英軍透過偵查，發現新的入港航道，以成功避開清軍的佈防，從而迂迴抵達廣州城外。

　　至於第二階段的作戰，雖有不少地區與第一階段相同，但最為特殊之處，則在攻陷吳淞、鎮江之後，兵臨南京城外。此時作戰水域從海上轉為內河，航行長江對之前英艦而言是未曾有過的經驗，尤其對吃水較重的大型主力戰艦，航行風險更是大為提高。對此，英軍除投入科林森、凱里特兩人的測量船艦以外，也增加由杜魯利 (Byron Drury) 指揮的風琴號，協助參與調查。透過在長江江面設立浮標等方式，引導船隻溯江而上。

　　除了戰時的水文調查外，在戰爭之後，皇家海軍的測量人員並未隨軍隊離華，反而是留在中國，持續深入調查中國沿海水域。在第二子題「水文調查與商業利益」中，游教授指出，戰後中英貿易邁入了新紀元，過去叱吒中國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已淡出中國市場，取而代之的是怡和洋行、寶順洋行等大商行。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這些外商群體很快的將貿易範圍擴張至廣州以外的地區，尤其是上海與香港。此外，新型態的商業行號，例如遠洋郵遞、保險與金融匯兌等公司，也陸續出現。這些在中國等遠東地區經商的英國商行，出於國際貿易、匯兌、船運等實務上的需求，與倫敦金融界、保險界維持著緊密的合作或夥伴關係，且和中國水文知識的建構，存在著彼此互動和依賴的性質。因此在戰後，水文調查的範圍大略集中於廣州至上海之間的海域，特別是過去不熟悉的地區，以及新增四個通商口岸周邊的水文情形，和聯繫各港口之間的航道。

　　最後，游教授在第三個子題「中國水文知識的傳播」中指出，柯林森等人水文調查的成果，為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水文最新程度的認知。因此，除了英國海軍之外，出於商業需求、科學研究、國家利益等各種目的，其水文調查同樣受到各方人士的注意，包括英國本土研究潮汐、颱風的科學家，中國當地在華各國商人團體，歐陸各國和美國的海軍等。這些調查成果，在報紙、期刊、專書、海圖等出版品上，透過文字、圖像等方式不斷傳播，不僅使柯林森等調查人員在母國聲名大噪，同時也獲得中國當地外商社群的高度認同，成為當時在華外商的重要航行指南。與之相較，清廷此時對西方水文調查的技術似乎仍全然陌生，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有相關教育機構和翻譯作品出現，中國才逐漸意識到必須以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和定義周圍的海洋空間。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鄭維中教授認為，游教授本文嘗試將水文調查活動置入更大的歷史脈絡之中，分別從科技史、歐洲擴張史、軍事史、商業史、地圖文化史五管齊下，將水文調查置於不同的歷史研究傳統之下，充分探尋了發展此一主題的各種可能研究取徑。此外，鄭教授認為，本文在水文調查活動本身、實際上如何進行繪測，以及調查人員如柯林森、凱里特等人的生平等部分，還有補充的空間。特別是創刊於 1832 年的《航海雜誌》(The Nautical Magazine)，對於鴉片戰爭前後相關的水文調查報導，不僅出自歷史現場人員之手，且在當時每月以低價向公眾發行，因此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此外，除了鴉片戰爭引致的時代變化之外，水文調查活動在全球史變化下的時代意義，也同樣是值得關注的焦點。西方學者 Reidy 與 Rozwadowski 在 The Spaces In Between: Science, Ocean, Empire 曾指出，英美兩海權大國在十九世紀對於水文調查的開展，與過去僅將海洋視為通道、忽視海上空間不同。十九世紀以來的水文調查發展，是要掌握海域本身運作的法則，將海域空間視為可以施行政治規劃的空間 (legitimate “places”)。這表現於對於沿岸海底地形的「窮盡」掌握，使所有在此航行的人員、相關的利益團體可以此作為依據，參與對整個海上環境的規劃，從而實現依賴海上交通生存的西歐國家之利益。此一從海洋史出發的角度，也同樣具備參考價值。

　　游教授對於水文調查的研究，不僅指出鴉片戰爭過去未受到重視的另一個面向，同時也觀察到水文調查與大英帝國商業利益之間，有著密切的關連性。由於選題具有獨創性，因此引發現場學者的興趣與諸多討論，也期待游教授能進一步將本文作更完善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