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主要探討清朝的八旗制度與滿洲族群認同的複雜關係，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的代表作，也是美國新清史研究的必讀之作。

　　全書除〈導論〉與〈結論〉外，共分為三大部分。〈導論〉說明本書的研究方法與目的。歐立德認為，過去的清史研究，將清朝少數族群統治的成功，歸諸於滿人對新儒家理學的採用，以及滿人完全融入漢人社會。他批判這種漢化論的說法，並重新主張「族群主權」，指出存在於統治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差異性，才是滿族這一內陸亞洲少數民族統治成功的最重要特徵。因此，歐立德強調，想要了解清朝族群主權的運作，除了需要了解入關前後滿人的族群認同，及其內涵的建構與轉變外，同時必須思索滿人的生活要素及其與漢人相異之處，以探析族群認同與社會現實生活之間的內在聯繫。要瞭解此一政治現象，有必要釐清八旗制度。

　　滿清皇帝，尤其是乾隆，正是透過對八旗制度的改造（亦即利用所謂「滿洲之道」）來建構族群認同，進而維繫清朝統治所需的「族群主權」。歐立德由此強調滿洲人的身分認同，與其是否被漢化並無直接關聯。因為八旗制度的存在與改造，成功維繫了族群性之本質，而此本質正是滿洲認同的界線。他指出，早先那些主張由於滿人漢化遂造成自身族群認同消失的學者，其實是預設了一個始終不變的滿洲特性 (Manchuness)，反而忽略了滿洲認同的長期存在，並不代表滿洲特性與其文化內涵的持續不變，同時也不否認滿人在生活上漢化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八旗社會的結構」，分為三章。在這部分，歐立德首先介紹建州女真到清朝形成的過程，包括八旗制度（滿洲八旗、蒙古八期、漢軍八旗）如何創建，及其如何形構出特殊的族群認同。他強調，八旗是最具滿洲特色的制度。自 1644 年入關前，已實施四十餘年，滿洲人並以此建構出清朝的軍事力量與特殊的人口管理方式。旗人成員於出生時就被確認身分，處於這種軍事性社會階層的組織化家庭，可說是由軍務生活予以區別的世襲化社會群體。這種制度在滿洲族群認同的維繫，以及清朝統治的長治久安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歐立德指出，北京與駐防各地的八旗兵丁及其家屬，不僅在住居上與漢人分離，更集體聚居於「滿城」。此舉對其族群認同的維繫來說，相當重要。此外，他也指出十八世紀以來八旗制度改造的過程中，滿人與旗人認同日益相混，即蒙古與漢軍八旗也被認為是滿人。當時普遍認為：「不分滿漢，但問旗民。」官僚系統亦如此，即使為滿人職缺，統治者也將旗人和滿人互用。

　　第二部分「旗人的生活模式」，共有三章。清朝的男性只要生於一般的滿洲、蒙古或漢軍旗人家庭，無論是否從軍，他都是一位軍人。從八旗士兵為國家根本之類的宣示（尤其是滿洲旗人）可見八旗做為軍事力量的關鍵意義。除此之外，「滿城」的設計乃在防止同化及維持控制力量，並保持與被統治者的差異性。然而，隔離分居和強調滿洲榮耀，並非差異的全部內容。更重要的是，皇帝在鼓舞集團精神時，也時常強調「我等滿洲」如何如何等等。此外，還有實際的經濟、法律、教育與其他的特權及限制，使得八旗統治族群明顯有別於漢人。

　　歐立德並解釋「滿城」中一般旗人家庭的日常生活，指出其與漢人生活的差異：包括旗人的軍事角色、軍事支援系統深入旗人家庭、旗人鐵飯碗的含意，以及旗人的政治與法律特權。此外，除了實際的八旗制度，歐立德也指出滿語、尚武精神、簡樸生活觀，以及滿洲特有的宗教行為、命名習慣及性別行為等文化表徵，對族群認同皆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但歐立德也提到，旗人與漢人的相處及互動關係，對於滿漢界線，以及滿漢各自族群性的建構也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同為八期的滿、蒙、漢旗人也致力於共同的八旗認同，表示在旗者確實不同於外在之人，且日常關係中，著實存在著緊張關係。

　　第三部分「十八世紀的危機」，分為兩章。歐立德指出，1722 年雍正皇帝繼位時，不只面臨繼位正當性與朝廷黨派內鬥的危機，還有帝國財政赤字與西北軍事紛爭。更麻煩的是，如何維繫八旗制度有效運作的龐大人事及建設經費，更是亟需面對的難題。對此，雍正乃著手強化「滿洲舊道」，並整理旗務。結果，有關滿洲認同的文化行為，如旗人的滿語能力雖仍持續衰退，但財政及人事登錄改革成功，使制度得以維持，滿洲認同也得以延續。

　　儘管如此，雍正以後的八旗制度面臨到更嚴重的危機，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改革。乾隆一方面以理想化的滿洲認同來維繫滿洲之道，另一方面試圖透過裁汰部分漢軍「出旗」的方式，來解決大量八旗成員生計困難的問題。書中說明八旗財政的困難、八旗兵丁的貧窮，還有非旗人出身者滲入旗籍，導致八旗過度膨脹等問題。為此，乾隆皇帝改採新的八旗戶籍系統，裁革大量漢軍，將多出來的員額給予生活困窮的滿人。這一改革對朝廷而言，一方面消減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把漢軍等次要階層移除，藉以維護以滿洲為主的八旗制度與旗人的族群認同。這進一步促成了滿人與旗人的混同，自此在旗者便於這樣的標準下，被定義為「滿洲」。

　　最後，〈結論〉指出，八旗制度「產生了模式化的滿洲生活之實踐與表徵」，並「維持了滿洲族群身分存在所需的社會經濟基礎，而滿洲人對此一身分的認同又強化了八旗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歐立德強調，透過八旗制度的運作，滿州統治者有效掌握其「族群主權」，藉以平衡滿漢關係，因此得以長期統治龐大的大清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