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二次讀書會紀要

 
書名: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v
時間: 2013 年 2 月 22 日(五)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21 室
撰寫人: 陳東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二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作者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為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 歷史系教授,專長領域是清史、滿族史、中國近現代史、比較歷史以及全球史,通曉英、中、滿、蒙、日、韓、德、法等多種語言。作者曾以本書榮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並出版其它多部專著。[1] 她與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歐立德 (Mark Elliott)、濮德培 (Peter Perdue) 等人同為新清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不僅將清代歷史的理解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更引起諸多學術論辯。

  本書除導論與後記外,共分成三部分。導論指出,本書關切清帝國從形成、擴張,到穩定期的歷史進程中,歷代滿族統治者(以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清高宗乾隆等皇帝為主)如何建構或改造統治所需之意識形態,以操縱帝國不同民族成員的歷史敘事與民族身分(認同)內涵。值得注意的是,本書雖以清帝國為研究主體,但文中不時將其與同時期的俄羅斯、奧圖曼土耳其等近代早期帝國加以比較,討論它們在政治意識形態與民族身分建構上的異同。

  全書約略以三個時期分敘清帝國身分認同的政治演變:一是後金國的國家形成期,分析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國的過程中,係以何種政策建立女真族的集體認同,處理滿漢關係;二是帝國形成期,討論皇太極如何鞏固皇權,並擴展為一多民族統治的帝國,且發展適合帝國統治所需的民族身分關係;三是帝國擴張完成的穩定統治期,探討乾隆皇帝如何承繼卻又改造康熙、雍正時期的民族身分政治,發展以皇帝為帝國中心的普遍主義統治模式 (universal rule)。

  書中第一部分說明十六世紀晚期至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之後的十年間,努爾哈赤統合東北地區女真各部族、高麗土著與明朝統治下漢人族群的過程。作者以幾位明末遼東佟姓成員的不同遭遇為例,比較明、清兩朝統治者在身分認同上的觀念差異。其指出明朝認為血緣決定身分認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清朝則認為身分認同的重要性遠大於血統相連,即使是漢人,亦可對清朝效忠。基於這種身分政治觀,滿清得以吸納了大量漢人,為其效力,從而征服遼東。

  另一方面,作者談到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對待漢人的態度不同。前者雖利用漢人協助統治,但仍持續透過各種方式監控他們;後者則更積極重用漢人,創建內三院與漢軍八旗等文武體制,賦予早期歸附漢人有較高的身分地位,並視其為滿族征服者的一員。不過,隨著康熙時期具有漢軍身分的三藩之亂的發生,皇帝開始著手區隔漢軍旗人與滿洲人的身分差別,並降低漢軍的政治地位與重要性,漢軍旗人的族群含混性在政治上隨之變得不明確。

  第二部分討論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時期統治方式的轉變。作者指出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國偏向可汗體制,到統治晚期為了穩定政權,推動了諸王共治體制。皇太極即位後,先在漢人的協助下廢除諸王共治,以確立皇帝的中央集權。接著,伴隨帝國臣民的擴展,皇太極亦開始發展不同的意識形態機制,對帝國不同族群 (constituency) 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如將女真改稱為滿洲,重新建構滿族的起源神話,以強化女真各部族的集體認同及對愛新覺羅家族的效忠;又如從漢人身上繼承了文官統治與儒家文化觀,用以管轄中原漢人;再如從蒙古引入藏傳佛教文化,作為統治蒙古與西藏的意識形態要件。

  第三部分指出,乾隆以前,清朝皇帝對帝國持續擴張的關切,與邊區政治、經濟及軍事的有效經營,並採借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以正當化其帝國治權。乾隆即位後,開始修正雍正時期的轉化主義觀點,不再費力證明自己對多民族統治的資格,而視自己為轉化力量的來源,形塑皇帝個人成為普遍統治的中心,是所有文化的交會點,更是人類與神明之間的連結點。到了乾隆中期,帝國的擴張基本上已經中止,皇帝在意的不再是版圖界限的擴展,而是發展各種文化表徵,以營造清帝為廣大疆域的普遍主義統治者。

  乾隆皇帝一方面透過四庫全書的編纂、耶穌會士朗世寧的皇帝肖像畫,以及皇清職貢圖的編撰等文化活動,將自己塑造為普遍主義統治者的象徵。另一方面,更透過各民族字典的編纂、紀念物與紀念活動時各民族語言的並置,以維持滿、蒙、漢、藏等民族身分認同的明晰性與獨立性,並以自己為中心,將這些民族定位於普遍主義的統治架構內。作者認為這種民族身分政治,深刻地影響晚清以來漢、滿、蒙、回、藏等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識建構,甚至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

  本書後記討論兩個議題,一是強調晚清以來的民族對立,並非在西方文明衝擊下純粹的近代民族主義產物,而是與到乾隆為止,清帝國長期的身分認同政治有著深厚的歷史關聯。另一是析論晚清時期梁啟超、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觀點:前者強調由漢族領導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儒家文化民族主義,後者則主張夷夏之辨的漢人民族主義觀。兩人觀點的差異,除了經學學術派別的相左外,其實也與兩人對清朝民族身分認同觀點的不同繼承有關。

[1]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Manchu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What Is Global History? (Malden, Mass.: Polity, 2008). The Wobbling Pivot, China since 1800: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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