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生：明清敘事文學與家庭、社會經濟讀書會」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本演講，邱教授從明清人民的消費文化、生活型態切入，探討當時人民是如何面對商品流動加速的現象，以及當人們面對物品的激增，消費行為與內心欲望是否發生重要轉變。為回應西方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探討，邱教授首先與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提到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六大「美德」進行對話。尼爾．弗格森提到西歐在 16 世紀所發展的「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工作倫理」等六項殺手級 Apps (Applications) 使得西方得以在全世界獲得優越的地位。然而，對於這種西方勝於東方的歷史論述，邱教授引述了卜正民 (Timothy Brook)「16 世紀世界經濟仍舊受到中國牽引」的論點，認為我們應該從不同角度思考此時期「物質文化」的議題。儘管傳統中國未有 18 世紀以下西歐民族國家結合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歷史過程，也未形成全面加強徵收消費稅的現代財政國家，許多學者因此不採信「大分流」的說法。然而邱教授指出，18 世紀中國的商業稅成長速度驚人，到了 19 世紀後半更成為關鍵的稅收，因此形成以商稅為主的財政系統、財政結構。除了稅收層面，也可以從物質流動的層面重新評估明清的經濟文化。在 16 世紀以後，物質流動的速度在市場交易、財富重分配與互惠交換等推動之下越來越快，於此同時，移民的規模越來越大，由此物質與人的流動速度及規模在 16 世紀同時提高。

　　邱教授提到，16 世紀以後，物與人的流動是透過長江東西向長程貿易線、南北線長程貿易線、沿海港口貿易線等三大貿易線所帶動的。除了補充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如透過整治金沙江與建立基礎設施，長江上、中、下游形成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1723-1790) 所說的專業分工，邱教授也針對一些既有觀念提出修正。首先，上海的崛起與貿易線的發展過程密切相關，17 世紀便有「小蘇州」之稱，因此上海並非遲至五口通商才逐漸興起的城市。其次，邱教授點出四大海關與五口通商的地點是重疊的，並釐清過去認為「一口通商」是僅有一個海關在運行的歷史誤解。實際上四大海關始終存在，只是外國商人被限制只能在廣州通商，並非其他海關停擺。

　　延續對貿易情形的探析，邱教授進一步關注人民的日常消費狀況。透過傳教士對中國的觀察，得以發現中國城市消費市場極為活絡。富人不僅在日常的衣著、飲食需求追求精緻外，也透過吸食鴉片來突顯財力與身分，由於煙具價格高昂，使得鴉片消費轉化為一種地位象徵。致癮食品的流行不僅反映人們的炫富心理，更帶來了極大的商機。外國商人大量進口鴉片以謀取暴利，並透過彼此競爭，嘗試達到貿易壟斷，如沙遜家族 (Sassoon family) 藉由掌握鴉片價格波動資訊與流通時機，大幅獲利，並與潮州商人合作建立在地銷售網，使得怡和洋行被迫退出鴉片貿易的競爭行列。雖然中國歷來對鴉片有立法限制，但從馮客 (Frank Dikötter) 所主張的「鴉片無害」論看來，吸食鴉片社交、娛樂、標示身分等作用，顯示中國人消費鴉片除了是階層消費擴張的象徵，也反映出人民強烈的享樂需求。

　　承接衣食、致癮藥品的討論，邱教授特別提及娛樂方面的消費文化。他提到揚州富人晝寢而夜遊的享樂生活，以及晚明以後因應商人性需求而出現的「客妻」行業。情色消費不僅存在於國內，邱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商人在日本長崎的「唐館」消費行為，顯示當時跨國情色消費文化帶來龐大的商機。許多學者都以「炫耀性消費」的概念來解釋明清的史料，例如柯律格 (Craig Clunas) 提到炫耀性消費所帶來士商之間的緊張關係；高彥頤認為纏足、藏書都是一種炫耀性消費，明清社會展現從以「血統」標示權力、財富地位的貴族社會，演變為以寫文章、擁有書籍乃至纏足婦女作為炫耀性消費的新型社會。由此可知，明清知識體系的運作與社會權力的展現密不可分。

　　然而炫耀性消費不僅是外在權力的展現，更反映對內心欲望的重視。邱教授援引馮夢龍 (1574-1646) 的「情教」思想，並以李漁 (1611-1680)《閒情偶寄》中列出各種「行樂之法」為例，指出人們對於自身欲望的關注。然而，針對這種「奢靡風氣」，社會內部出現兩種回應：一為抑制派，主張節制消費；一為尊重派，如陸楫 (1515-1552) 主張富人消費有助於財富流通，而清初更發展出「保富」思潮，視富人為慈善救濟與「市政」建設重要的一員。明清消費風氣高漲，亦影響了人們的道德觀念。晚明陽明講會流行，民間儒學興起，平民皆渴望成聖人。關於此「新道德」滲透民間的現象，邱教授舉《了凡四訓》為例，其主張為善就可以積德，其道德修行方式在商業社會尤為流行。此外，邱教授提到古老的宗族思想，到了晚明發展為牢固的複雜組織且擁有法律保障，不少城鎮發展出宗祠、會館、善堂等提供社會福祉。由政府合法「立案」的「志願結社」，展現「富而好禮」的社會風氣，商人自身則發展出「大富由命，小富由人」此種重視勤儉、謹慎、修身以及商業知識的治生觀。

　　問題討論環節，王鴻泰教授對演講內容回應，早期對於明清史的研究多聚焦於經濟史，並提到中國無法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因之一，在於經濟發展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來配合，此經濟與法律的關係值得留意。而近來研究開發明清社會史、生活史、文化史研究趨勢，當我們能在大的經濟框架下補足具體生活細節，乃至於人性的變化來閱讀明清史，歷史將更細緻且深刻。林月惠教授則對於三大貿易線外，補充提問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的貿易情形，邱教授回應沿海線與國內線的延伸，如張家口到庫倫與恰克圖的茶葉貿易情形，並強調恰克圖與廣州是中國南北兩大貿易中心。總結而言，邱教授認為前言所提及「西升東降的全球歷史」的真確性實是可質疑的。從明清的消費文化來看，此時人與物的關係自有許多革新與轉變，尊重歷史事實並跳脫東西二元論的框架，才能對於全球史有更公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