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四次讀書會紀要

　　曾堯民教授的講題為〈雍正朝僧錄司新制及其意涵〉。首先，曾教授點出清代的僧錄司制度承繼自明代，雖然多數時候沒有給付薪資，但仍屬於正式官僚系統中的一部份，且有品制。透過《大清會典》的相關記載，可以得知掌僧錄司印此一職務，於乾隆時期已制度化且正式進入官僚體系，亦因此過往的學者多認為此職務始於乾隆朝。然而，曾教授藉由《賢首傳燈錄》與《六城寺廟清冊》兩史料的考察，發現掌僧錄司印職務出現的時間並非乾隆朝，而是更早的雍正時期，並且指出最早接續擔任掌僧錄司印者為華嚴宗寶通系的濱如性洪（任職時間 1723-1726）法師與有章元煥（任職時間 1726-1733）法師。

　　再者，此次研究曾教授主要使用的史料為《賢首傳燈錄》與《六城寺廟清冊》。《賢首傳燈錄》為華嚴宗內部的紀錄，作為研究唯一一支北方支派寶通系，以及近代北京與華嚴宗之發展等面向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六城寺廟清冊》不僅詳細記載了雍正六年 (1728) 各區域中寺院的分布、各寺院住持的輩分與各寺院間關係發展的狀況，亦替掌僧錄司印此職務的出現，起了正名與準確定義的作用。此外，曾教授提及由於康熙二十四年 (1685) 濱如性洪法師入主北京的柏林寺，並與皇室密切來往、建立關係，以及幾年後亦受雍正 (1678-1735) 聘請入府講經，因此曾經沒沒無聞的華嚴宗寶通系逐漸崛起。不過，儘管當時佛教大宗為與雍正親近的禪宗罄山系，但是由於此派系的僧侶弟子犯錯引致雍正的不滿，並且雍正有意識地將佛教與治國分隔開，是故其不願禪宗罄山系觸碰政治，轉而選擇當時並非主流的華嚴宗寶通系僧侶濱如性洪法師擔任首位掌僧錄司印。正因著皇帝的護持，使得華嚴宗寶通系開始出現於往後的歷史檔案與佛教文獻中，並且直到清末皆屬於北京佛教的主流之一。

　　另外，由於掌僧錄司印的工作職責主要為整頓僧團，因此也許基於佛教內部遭整頓的僧侶反對，抑或作為空降領導階級而受到原本八座的反對，甚或是基於外部政治局勢所逼而被雍正指示卸任等緣由，濱如性洪法師僅在掌僧錄司印的職位上擔任的四年即卸任了。後續由華嚴宗寶通系僧侶有章元煥法師接任，並持續任職至雍正十一年 (1733) 才因過世而卸任。

　　最後，曾教授總結，雖然由於唯一一支北方華嚴宗的寶通系入主北京寺院，並且因著雍正欲避嫌的安排，而使得此小支派在北方佛教世界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甚至成為能夠與南方華嚴宗相互抗衡的重要支派；不過，往後擔任掌僧錄司印的僧侶仍有禪宗罄山系的僧侶與之不規律地交互替換。

　　討論期間，對於為什麼直到雍正時期才進行寺院調查之疑問，曾教授表示，根據目前考究過的史料，尚未看到順治或康熙時期有寺院調查的相關紀錄，並且亦無闡述雍正進行調查之緣由的紀錄。而其他與會者則補充，根據《六城寺廟清冊》中紀錄的內容，可以發現當時調查的內容皆涉及金錢與人員，並且雍正特別新增一個高於原本八座之上的管理職務從事寺院大整頓，此即表示也許當時北方佛教或寺院世界彼此關係複雜，因此雍正進行僧侶與寺院調查的動機與目的著實值得深入探究。再者，對於華嚴宗進入皇宮中是否對原本的宮廷佛教產生派系理論的打壓或支持的提問，曾教授表示，目前對於華嚴宗對宮廷佛教的影響尚且無法得知，但是目前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華嚴宗進入皇宮體系中確實豐富且精緻化了其內部遺留的著作。

　　次場報告，莊祐維先生的講題為〈康熙朝清準戰爭時期對喀爾喀蒙古的賑濟〉。首先，莊先生表示由於清準戰爭時期，噶爾丹 (1644-1697) 在蒙古喀爾喀地區的軍事行動，反倒加快了清朝對於喀爾喀地區的掌控，而造成此一結果的歷史進程即相當值得探討。是故，莊先生即利用《清內閣蒙古堂檔》作為研究的主要史料，對喀爾喀地區於噶爾丹戰爭前後與清朝的關係與互動做進一步的考究。

　　噶爾丹戰爭爆發之前，順治時期清朝與喀爾喀地區的互動關係主要建立於以白駝與白馬等動物交換銀兩與茶葉的朝貢貿易之上。時至康熙時期，三藩之亂後清朝對外將重心移往蒙古地區，因此喀爾喀地區同時受到達賴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蒙古王公與清朝等承認的札薩克，可與清朝進行封貢或參與會盟。不過此時期非由清朝直接任命札薩克，仍需要先通過達賴喇嘛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舉薦，並且受到喀爾喀各旗承認。再者，噶爾丹戰爭開始之後，由於噶爾丹的軍事征討，使得喀爾喀地區對其積怨已久，再加上戰爭時期此地區內部的經濟狀況極其窘困，最終促使喀爾喀地區各札薩克陸續向清朝請求賑濟，且越發與清朝交好。清朝趁著此次喀爾喀各札薩克投靠求援的局勢轉變，封予求援的喀爾喀各札薩克爵位，並在當地編設佐領與推行盟旗制度，逐漸收束清朝封授的權力，形成隸屬清朝的外藩札薩克。而喀爾喀地區土謝圖汗首次求援，成為各札薩克向清朝求助的開端。

　　此外，透過詳盡的史料爬梳，可以發現當時清朝對於喀爾喀地區的賑濟除了金錢上的援助之外，亦有米、牛、馬、羊等實際物資的大量輸入。而在如此龐大物資的調動與分配作業中，清朝將領費揚古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其不僅有順序地於清朝境內籌辦物資的聚集與運送，亦考量蒙古地區的氣候與生態，分批漸進地將牲畜物資帶入喀爾喀地區，以避免牲畜因水土不服或過度勞累而死亡所導致的資源浪費。

　　最後，莊先生總結，土謝圖汗向清朝請求賑濟的行為不僅對於噶爾丹戰爭中喀爾喀各札薩克陸續向清朝求援的局勢變化起了標誌性的作用，亦成為清朝直接授命各札薩克爵號與日後會盟形成之基礎。而此研究未來尚可將活佛文書、貿易情形與札薩克各旗變動紀錄等史料併入考察之中，以補充康熙時期稀缺的歷史材料。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進行提問與分享。參照清朝援助恰克圖的歷史，可得知當時基於資源分配不均導致當地衝突四起，因此對於清朝賑濟蒙古喀爾喀地區時，如何分配資源此疑問，莊先生表示當時資源分配主要依照各家庭中人口的數量與長幼分配，不過如果表現優良，亦能取得更多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