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六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作者濮德培 (Peter C. Predue) 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 (MIT)，現為美國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專長領域為近代中國與日本的社會經濟史、邊疆史以及世界史，[1] 與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歐立德 (Mark Elliott) 等人同為美國新清史研究的代表學者。本書分享並拓展了新清史研究的視角與觀點，係該領域的典範之作，作者並以本書獲頒 2006 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

　　本書主要討論十七到十八世紀中葉期間，清帝國、準噶爾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在中亞新疆地區的霸權爭奪過程，以及最後清帝國勝出的歷史。除了導論以外，本書共分成五個部分。作者在導論中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史觀，主張清帝國在蒙古與新疆的征服並非必然，而是帶有偶然性的歷史結果；民族主義史觀把中國目前的疆域與文化界限視為自古已然與理所當然，是有問題的。與中國學者將準噶爾作為被動的他者，或以俄羅斯為旁觀他者的歷史敘事不同，作者首先將俄羅斯、蒙古當作與清帝國一樣的平等參與者，藉此描繪三者在中亞的複雜互動歷史。

　　本書強調清帝國對中亞的征服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事件，並帶有三種重大意義：其一，中亞征服大幅改變了清帝國（與未來中國）的領域範圍，提供了新的拓殖、貿易、行政與文化想像的地理空間；其次，這是一個與西方同時期的征服事業，雖沒有直接關連，卻可互相類比的帝國征服過程；其三，中亞遊牧民族的衰敗，並非如過去的說法係始於十六世紀，而是在 1680 年至 1760 年三個帝國互動期間，因爭霸失利，方才退出世界歷史舞台，而清帝國則是造成這個轉變的主要力量。

　　本書第一部分即一到三章，討論中（歐）亞地區的國家形成歷史。第一章，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討論環境因素、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等三個面向對中亞地區國家形成歷史的影響，重點在指出這一地區的國家形成史值得與同時期近代歐洲的國家形成史相互比較。第二章，作者描述明朝、俄羅斯（包括其王國前身）與中亞地區的互動歷史，以討論兩個國家對此一邊疆地區的統治，及其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並分析明朝的統治策略與成果，留給後續的滿清統治者何種歷史經驗與遺產。作者在第三章則說明了滿清、準噶爾與俄羅斯帝國的早期崛起、建國過程，除指出征服中亞地區對三個帝國形成的影響外，也對三者早期的國家形成過程有詳細的比較。

　　第二部為四到七章，討論 1670 年到 1771 年之間，俄羅斯、準噶爾與清帝國在中亞地區進一步的爭霸過程。依照歷史時序，第四章首先說明 1670 年至 1690 年間，滿洲、準噶爾與俄羅斯在中亞各自擴張以及互動的歷史；尤其指出清帝國與俄羅斯訂定的「尼布楚條約」、「恰克圖貿易條約」，如何創造了清、俄之間的合作基礎，使準噶爾難與俄羅斯合作對抗清帝國，進而深刻改變了後來的中亞歷史。第五、六、七章，則分別討論 1690 年至 1697 年、1700 年至 1731年、1734 年至 1771 年三個時期，準噶爾在中亞的擴張歷史，以及其與清帝國間幾次大規模軍事衝突的過程與結果。

　　第三部為八到十一章，主要討論準噶爾與清帝國為追求軍事勝利，如何各自建立與戰爭後勤密切相關的經濟與財政基礎。作者在第八章先說明清帝國與準噶爾係透過農業、商業的經營，強化自身的經濟基礎，以便建立有效的後勤補給體制。第九章，作者接續說明歷代皆告失敗的屯墾制度，清帝國卻能有效利用各種經濟手段與屯墾方式，使甘肅、新疆等地得以長期維持軍事屯墾。第十章，作者則強調清帝國如何藉由嚴密的糧倉與救濟制度穩定邊疆的糧食需求，以及這套制度日後逐漸倚靠客商貿易的情況。第十一章，作者透過貨幣與商業的討論，指出清帝國如何在過去的基礎上，將新疆地區整合入帝國內部的貿易網絡，並藉此強調商業活動也是控制邊疆的重要策略。以上，都在呈現清帝國爭霸勝利的經濟因素。

　　第四部份為十二到十三章，內容在陳述清帝國於爭霸勝利後，如何透過空間標定、歷史書寫來鞏固帝國疆界，並「自然化」帝國的歷史想像。作者在第十二章即說明十七世紀以來，中國與歐洲一樣，亦出現與周邊國談判、建立明確疆界的過程，並透過遊歷、碑刻、地圖的製作以表述這些疆界。作者藉由康熙、乾隆等皇帝的遊歷、地圖繪製與碑文內容，分析這類行動對於土地空間的建構，一方面突顯帝國的權威，同時也具有製造帝國整體疆域的意識形態建構作用。第十三章，作者即考察各種文本的歷史書寫，包括官方與非官方，甚至遊牧民族的史料，以突顯不同的主體皆試圖透過歷史的書寫以表述立場，因此不是只有一種中亞歷史在表述其發展。例如，透過康熙、乾隆時期編纂的方略，我們可以觀察清帝國如何重新建構中亞歷史的過程。

　　第五部分為十四到十六章，作者先論述十七世紀以來的邊疆征服結果與其歷史書寫，如何使晚清的龔自珍等文人開始看待中亞邊疆為固有疆土，以強調邊疆防衛的歷史責任；作者並強調這些文人的想法不完全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更可能是基於對邊疆征服歷史的自然化與神聖化史觀。第十五章，作者比較歐洲與亞洲的國家建構後，指出過去認為僅出現在近代西歐的「戰爭引發國家建構的過程」，實際上也在亞洲各帝國的邊疆征服過程中出現。他引用並修正 Charles Tilly 的民族國家分析模型，論證十八世紀中期以前，歐洲與亞洲均曾發生的國家建構過程。第十六章，作者分析清帝國在中亞的邊疆擴張過程與其帝國興衰的關聯。作者認為，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清帝國因為不再擴張，帝國的活力隨之下降，制度的鬆散與效率低落，甚至還引發了動亂。同時，作者認為攸關邊疆征服的四項因素──包括東南沿海危機發生時間點的意外巧合、誤將西北邊疆成功的控制經驗用於東南沿海、以協商作法處理地方勢力的威脅、地方商業化對於社會連帶與帝國控制的衝擊等，導致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以來的衰弱與統治危機，最終造成帝國的敗亡。

　　總之，作者認為透過清朝在中亞邊疆史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在今日重新思考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興衰與歷史想像之演變。

^[1]參 http://history.yale.edu/people/peter-c-perd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