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滴之流：日常記憶與融鑄認同讀書會 第二次聚會

　　此次聚會由沙培德教授為我們主講，他首先介紹Jan Assmann的著作 Das kulturelle Geda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h Identitat in fruhen Hochkulturen (The culture of memory: writing, remembering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Highcultures) (Munchen: beck, 1992)，本書對於猶太集中營大屠殺（Holocaust）事件，如何從個人記憶到集體記憶，以至透過溝通分享的過程，最後形成一種具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記憶〔individual memories->collective memories->communicative memory->cultural memory〕，有所討論。沙培德說書中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ies）一詞的用法與不般不同，指著集中營裡的經驗是許多受難者共同的經驗，卻沒有與外人、甚至自己的小孩分享。但他對於書中所論的collective memories 和communicative memories的區分，仍有疑惑，他認為集體記憶應不僅只是書中所論一群人有過共同經歷卻沒有過溝通的過程，所以他提出是否可將上述從個人到集體的記憶形成過程，改為：個人記憶(individual memory)->溝通的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集體記憶(collective or cultural memory)？

針對此，大家進行一些討論，包括是否Jan Assmann書中所論的只是針對Holocaust事件而言，在其他事件上，記憶形成過程可能不一樣。而且，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間不可區分、互形形塑的關係，以及個人經驗與被媒體形塑後的文化記憶的斷裂性等，均應該受到注意。

　　 接著沙培德談到不同世代對於事件的敘述（narrative）會有變化，像Holocaust這麼大的事件，受難的當事人通常不願意多談，但下一代的人則感覺有責任去捕捉這歷史的空白，然而在敘述中則將原先的災難書寫成一種歷史，同時也將災難正常化了。今日，困難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這種災難？在某種意識型態下（如基督教、馬克斯主義、或佛教），或許較容易賦予其意義，但若沒有，則變得較困難。

沙培德又介紹了他在德國參加的研討會中，劉新（Liu Xin）教授發表的論文〈Remember to Forget: Critique of a Critical Case Study〉，劉新的論文根據口述歷史的研究計劃寫成，觸及議題包括：歷史事件如何在一些親身經歷其中的農民身上被記憶與再現？日常生活中的記憶與對某事件的記憶有何關連？政治力如何介入？以及不同版本的記憶之間的競爭關係等。文中談到農民在回憶中，他們的時間座標經常不是外部的歷史記年，如1930s、1940s，而是某些他們自身的經驗，如婚禮、太太生小孩等模糊的時間。而且眾事件之間具有一種重覆的重疊性，對於細節也不太注意去釐清。不過中共政權試圖將官方歷史帶入農民生活中，或者說將地方的事件納入國族論述中，如此便連帶地改變了鄉村中農民記憶習慣的運作，產生一種個人經驗與更廣程度的洩憤情緒相關連的新模式，特別是一種吐苦水的行為。由於這種模式，因此許多農民的故事中都談到自己太太生病、向地主借錢的不好經驗，可以說是把一些本來沒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給事件化了。

　　接著，讀書會又討論了敘述（narrative）如何形塑著記憶，「遺忘」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常性與重要性，書寫過程對於過去記憶的重整以及遺忘，殘缺不全在文化記憶美感上的意義，以及記憶該不該分性質（如日常記憶／重創記憶）等問題。既然從文化角度談記憶的建構與從認知科學的角度是很不相同，但同時又是目前都很興盛的學術領域，熊秉真建議下次讀書會邀請從事認知科學記憶研究的學者為我們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