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八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的出版源自 1996 年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 舉辦的一場清代族群史會議，之後歷經長達十年的整稿、評審與修改，該批論文於 2006 年由 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Siu 與 Donald S. Sutton 三人主編，正式出版。本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為四個主題，收錄十篇論文。本書處理明清中國各地的族群議題，是一個從邊緣出發觀察近代早期中華帝國的跨地域性研究，研究的時段主要集中在 1600 至 1800 年之間。

　　導論主要指出本書的幾個核心關懷，第一是族群性 (ethnicity) 概念的詳細分析，認為傳統民族主義史觀下的去歷史性族群論述是有問題的，主張族群現象隨著時間而變動，既可能經由他人命名與自我命名的互動過程而生成，經由外顯的語言、宗教、經濟與家庭組織等客觀制度而建構，但也可能純由自我認定的差異與相似性等主觀意識而產生。同時，族群性可以經由國家力量而生成，但也可能由地方社會孕生出來，而且族群意識既「鑲嵌於」(embedded in) 也「闡明了」(elucidating) 國家、社會與文化的歷史。其次，認為只有脫離漢化視角，才能察覺帝國中心不再是一種無法抵抗的單向同化力量，避免從優勢族群的觀點來他者化少數民族，並得以由邊緣來審視帝國的擴張與統治。最後，本書為了回應 James Scott 有關近代國家如何統治邊區使其成為清晰的國家空間 (legible state spaces) 的說法，詳細討論各種邊界如何形成，即在帝國擴張和統治過程中，面對不同歷史情境，國家又如何分類族群並與其互動對應，以及不同族群又如何藉由帝國的文化符號在地方建立秩序。

　　第一部分討論「帝國核心的認同」(Identity at the Heart of Empire)，主要收錄三篇文章。Mark C. Elliott〈清代八旗的族群性〉(“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 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軍事組織，對於滿族的行政管理與族群認同的建構也有重大的意義。清朝初期將八旗區分為滿、漢、蒙三類，也開啟族群類別的建構與變動契機。十八世紀滿人因受漢人習俗與經濟因素影響，日益喪失原有的族群性，清廷因此修訂入旗規章，排除部分漢軍，並藉以重新強化滿人認同。換言之，旗制是一種排外的滿州制度，並經由歷次改革重新調整族群邊界。

　　Pamela Kyle Crossley〈形成蒙古人〉(“Making Mongols”) 一文考察清廷對於蒙古意識形成的影響。文中指出清廷藉由繼承成吉思汗的傳統與八旗制度重新塑造忠誠的蒙古部族，並透過理藩院的設置，成功管理蒙古地區。Jonathan N. Lipman 的〈「凶殘之人」：論清代法律中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A Fierce and Brutal People’: On Islam and Muslims in Qing Law”) 一文，主要討論官方視角裡對漢回的不同觀點體現在有關回人法律的不平等性。中央、皇帝視漢回為可以用儒家模式加以改造之對象，當地漢官卻視漢回是暴力之人。清廷對於漢回的地方治理政策便是在這兩個觀念下來回擺盪。

　　第二部分「新邊疆的戰爭敘事」(Narrative Wars at the New Frontiers) 共收錄兩篇文章。James A. Millward、Laura J. Newby 合著〈清廷與西部邊疆的伊斯蘭教〉(“The Qing and Islam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一文，處理十八至十九世紀新疆地區清帝國與伊斯蘭兩者在政治與意識型態方面的交互作用，主要討論漢人、漢回 (Tungans or Sino-Muslims)、突厥穆斯林 (Turkic Muslim) 在新疆的互動。作者認為清廷對新疆並沒有採取漢化政策，而是在穩定地方秩序的前提下，採取承認多元文化的手段。官方禁止漢人、漢回與當地突厥穆斯林通婚、來往。而漢回因身分呈現模糊性，被歸類為漢，當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中容易遭到突厥穆斯林的排擠。

　　John E. Herman〈征服的語彙：土司與中國的政治統合〉(“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一文，討論帝國在十六至十七世紀貴州的邊區統治政策如何從間接統治制度轉變到常規行政機構。明代借助土司頭人的權力來間接控制邊區，入清以後康熙皇帝基本延續這一統治模式，但也開始企圖利用儒家教育來漢化土司，並強化其對中央政權的認同。雍正時期則開始採取改土歸流政策，但此政策在短時間內並未全面在各地實行。從間接控制到直接控制約略經歷 200 年，不過仍留存些許間接控制的地區。

　　第三部分「南方與西南的舊鬥爭」(Old Contests of the South and Southeast) 收錄三篇文章。科大衛 (David Faure)〈明中葉的征徭之役及其對徭民族群性的影響〉(“The Yao Wars in the Mid-Ming and Their Impact on Yao Ethnicity”) 一文，討論徭人進入帝國的過程，以及土著如何藉由理解制度取得戶籍，甚至利用國家話語（宗祠、族譜）區分族群邊界。明代中葉，朝廷發動一系列的理徭戰爭後，這一系列的變化才逐步產生。特別是在大藤峽之役後，徭族逐漸被納入帝國稅收、領土範圍的邊界之內。

　　Donald S. Sutton 〈族群性與十八世紀的苗界〉(“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一文則考察貴州、湖南邊緣的苗族，討論官方邊區政策在日常、法治層面的影響，也梳理苗、漢族群與官員關係的變化。官方的治理在同化、間接統治間擺盪不定，地方官員試圖以同化政策來改變苗族的身分認同，但效果不彰。1708 年，清官員試圖在苗區建立苗界（類似臺灣的番界），採取隔離政策，但失敗後又轉向同化政策。乾隆皇帝允許文化的多元性，維持苗族族群性，認為同化政策無法將苗疆整合，其所在意的是戰略安全與地方秩序的穩定。苗族的例子也說明透過教育成功涵化少數民族 (acculturation) 的希望不大，更不用說同化；而且即使苗族涵化於漢人的文化，也未必代表其認同漢人。

　　Anne Csete〈清初至中葉的族群性、衝突與國家：海南高地，1644-1800〉(“Ethnicity, Conflict,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to Mid-Qing: The Hainan Highlands, 1644-1800”) 指出因山區資源（沉香、藤木等）的吸引，大量的客民（漢人）進入高地，逐漸改變生黎的生活模式，引發與黎族的衝突。清廷基於地方秩序的考量，採取保護黎族領地的政策。作者將清廷基於秩序考量而放棄經濟利益，調適漢、黎族群衝突的作法，稱為「道德政治秩序」(moral-political order)。

　　第四部分「未標明的邊界」(Uncharted Boundaries) 討論華南畲族、蜑民的例子。陳永海 (Wing-hoi Chan) 在〈山區中的族群稱謂：畲「賊」之例〉(“Ethnic Labels in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Case of She ‘Bandits ’”) 一文，藉由討論畲稱謂的變化，描繪出在歷史過程中族群邊界的形成與變動。畲原是指在山區流動的人群，至明代成為族群的類別。畲族利用盤瓠故事與徭族共享族群起源，而掌握山區資源，也提供流民成為畬的管道。顯然畬的概念不是血緣或通過婚姻形成的群體。蕭鳳霞和劉志偉的〈宗族、市場、盜寇與蜑民：中國南部珠江三角洲的族群性〉(“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 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一文，認為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蜑、漢身分的區別是透過王朝國家與宗族的語言來表達，事實上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界線流動不定，族群分類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不斷的重新劃分。

　　結論指出本書的討論不但有助於重新認識晚清中國族群認同的連續性與斷裂，並可以釐清與回應當代中國的族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