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九次讀書會紀要

 
書名:

陸韌主編:《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7 年)。

召集人: 林文凱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9 月 13 日(五)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室
撰寫人: 陳東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九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由雲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陸韌教授主編,內容為八篇西方學界的西南邊疆史研究的中譯。這些作者們雖然未必如之前的新清史學者那樣強調滿清統治的特殊性,但透過這些觀點互異的西南邊疆史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我們更完整認識清朝的邊疆與族群統治的內涵,也能與讀書會之前的閱讀文本進一步參照對話。

  第一章是編者陸韌所撰寫的序言〈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西南邊疆史研究〉,介紹了百餘年來西方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的變遷。文章首先指出 1830 到1920 年代是雲南神話的時代,隨著英法向東南亞逐步殖民,有大量西方人來到雲南探險、考察和傳教,同時促成西方學界留下大量有關雲南的紀錄與研究,這些成果也成為當代西南研究的重要素材;其次,1920-80 年代,由於國際與中國局勢的轉變,雲南不再受到國際學界的青睞,研究成果大量衰減,多數研究僅將雲南附屬於其他更大的議題之下。最後,編者指出 1980 年代以來,美國學界形成西南邊疆史研究的熱潮,嘗試將美國邊疆史與其他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與觀點應用於中國邊疆史研究之中,本書所收錄的文章即是美國學界近年來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是 James Z. Lee(李中清)的〈元明清時期西南礦業的發展〉。作者首先簡介元、明兩朝西南礦業的初步發展,再詳細探討清朝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西南礦業所採用的政策與措施,說明西南礦業的興衰、礦產量與對社會的影響。作者認為西南礦業發展中雖包含顯著的資本主義特徵,但當時礦工的組織方式並非是龐大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企業,而是受清政府的政策影響下的計畫、管理與發展的結果。以至於該地區經濟的震盪、繁榮與蕭條的節奏並非是自發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演變下的結果,而是與政府的政策變動有著密切關聯。

  第三章是由 William T. Rowe 所寫的〈中華帝國在西南的教育:陳宏謀在雲南 1733-1738〉。本文試圖透過陳宏謀在雲南地區建立近 700 所地方初級學校的教育實踐,討論中華帝國如何透過推廣優勢文化來統合邊疆社會並改善當地的經濟生活。作者以陳宏謀的作為為例,分析了國家與社會、中央與邊疆、菁英與普通民眾間的各種關係,以及清代菁英士人們不斷變化的人性觀及其影響。作者一方面強調陳宏謀在雍正皇帝與其他官員支持下教育政策推動的成功;另一方面指出乾隆皇帝以降,保守主義的政策盛行,陳氏這種以教育積極教化百姓的主張因此中斷。

  第四章是 C. Pat Giersch 所作的〈「混雜的人群」:中國西南近代早期邊疆的社會變遷,1700-1880〉。本文以雲南新月地帶為例,討論清帝國的軍事征服與漢人移民對於邊疆社會的影響。作者批評過去的研究過分強調帝國的主導作用,忽略了其他邊疆行動者的重要性,並過分簡單的認為邊疆少數民族社會已變成了「中國」的一部分。作者強調應該同時研究清廷官員、漢人移民、邊疆少數民族等行動者,以及注意四個方面的社會變遷:人口數量變化、邊疆小鎮的政治與文化變革、長途商品與商幫網絡的形成,以及語言使用、通婚與族群互動導致的認同變遷。作者以此說明了十八與十九世紀新月地帶混雜人群的多重互動包含著諸多傳統漢化說無法涵蓋的複雜社會變遷過程。

  第五章是 John E. Herman 寫作的〈帝國勢力深入西南:清初對土司制度的改革〉一文。該文通過考察順治、康熙朝涉及土司的歷史記載,討論清初對於明朝西南統治政策的延續以及改造,並說明雍正時期為何推動改土歸流。作者首先討論清朝皇帝對土司繼承方式的一系列改革,如何強化了國家對土司選舉過程的控制。然後指出清代初期,國家推動強化土司控制的政策,卻削弱了土司與邊疆土著社會的政治聯繫,反而引起了土司社會內部的不穩和動亂,最終引發了雍正在西南部分地區實施改土歸流政策。

  第六章為 David A. Bello 所寫的〈去漢人不能久呆的地方:瘴癘與清代雲南邊疆地區的民族管理空間結構〉。該文指出漢人無法進入瘴癘之地導致漢、夷人群的區隔,並強化了二者各自的民族認同,這種情勢對於清王朝的邊疆控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由於清朝文武官員與漢人無法在瘴癘之地久待,導致清朝行政體系在邊疆的擴展受到限制,被迫倚賴土司來控制邊疆社會,並倚賴土兵來平定該地區的動亂。雲南的瘴癘直至二十世紀才得以消除,在此之前,用流官的府縣體制來完全取代土司制度不過是官員們無法實現的願望。因為土司制雖有相當多甚至影響邊疆穩定的缺陷,但仍然能滿足最關鍵的需要:它能不斷地動員土著居民到漢人不能久待的地方為王朝服務。

  第七章則是 David G. Atwill 寫作的〈被蒙蔽的視角:伊斯蘭教的認同、回族與中國西南潘泰起義 (1856-1873)〉。作者認為過去有關雲南回民起義的研究都基於兩種錯誤假設:第一種假設是將此次起義單純地看做由漢人仇回所引起;第二種假設則首先將其定位為伊斯蘭教徒的起義,忽視了此次起義有大量雲南漢人與當地民族的百姓參加,並為起義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此相對,本文採用以回民為中心的分析方法,來考察潘泰起義中備受關注的三次事件:1856 年的昆明大屠殺、杜文秀創建伊斯蘭的平南政權,以及杜文秀與回民變節首領馬如龍之間的爭論,導致馬如龍在起義中期離開了回民同胞,並接受了清軍的任職。本文重新分析事件過程,討論回民對其信仰、民族認同和潘泰起義期間的反抗之表述,以重新說明潘泰起義的複雜內涵。

  第八章為 David A. Bello 所著的〈西南鴉片流毒:19 世紀早期清政府在雲貴川三省的禁煙〉。本文試圖分析 19 世紀前期西南的鴉片貿易以及清政府的反應。作者分別討論了西南鴉片流毒的過程,並討論 1830 年代以來,清朝政府的兩波西南禁煙作為,指出西南特殊的土司行政制度限制了國家禁菸政策的推動效力,且鴉片種植與銷售已經與地方社會與行政機構的財政結合在一起,因此國家權力的滲透意圖終究失敗。

  最後一章是楊斌寫作的〈全球視角下的邊疆歷史思考:以雲南為例〉。作者認為除非把雲南長時段的變遷放到全球的角度下觀察,而不僅僅限於在中國的範圍內檢視,否則無法對雲南長期的歷史獲得全面的理解和認識。本文首先從全球的視角審視了雲南,指出東南亞與其他全球變動對於雲南歷史的影響,從而提供和地區史、國別史大不相同的歷史畫面;其次,以全球視角對西南絲綢之路進行探討,不但揭示雲南的全球重要性,而且豐富我們對古代歐亞大陸交通以及世界史的認識。最後,作者同意雲南的近代歷史是一個融入於中國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必須從世界史的視角來考察,無法在國別史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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