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紀要

 
報告人: 張萍教授(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召集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12 月 20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王士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紀要
 

  讀書會邀請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張萍副教授,演講〈明清時期西北地區的城鎮市場與市場區位特徵〉,其內容如下:

  「城市」可謂人類社會從村落發展到國家形態的象徵,「城牆」則是傳統中國城市的最重要標識。近年學界越來越熱衷於討論傳統中國城市,一方面因中國經濟日漸富裕,許多研究單位有充足的資源、人力為史學研究奠定基礎;再方面則因中國社會發展快速,研究城市有助於當代人理解從古至今的演變。現在有成一農、張生、王衛平、董強、定宜庄、鄭梓、林琳等人的文章,可供學子理解傳統中國城市的研究情況,主要探討的面向包含城市史、歷史城市地理、城市規劃、建築學。

  但,考察這些研究成果,不難發現仍有侷限,例如學者對明清時期傳統中國城市的研究,多半偏重於中國東部地區,不重西部地區,這樣的研究情況使我們以偏概全地認定傳統中國城市的格局與發展差別不大。如果沒有田野考察,分析地方文獻,我們往往會忽略區域差異性,無法看清傳統中國城市的多樣性。

  自古以來,中國西北地區一直是文明發展中心,處處皆有古蹟。漢唐盛世餘暉猶存,不少古物獲得中央、地方政府的贊助與保護。相較之下,明、清二代因去古未遠,遺物未受政府重視,更談不上保護,許多城牆為發展現代城市而被拆毀,遺跡所剩無幾,僅能從老照片、地方文獻緬懷過往榮景,使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困擾不已。

  西北地區(陝西、寧夏、甘肅)的聚落因位處邊塞,民族組成複雜,當地政府、民眾基於防衛目的修築城牆,無論鄉村、城鎮均有城牆。由於西北地區在明代是九邊要塞之一,邊鎮要地逐漸成為當地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邊鎮城牆則隨地形地貌、人口流動、商業規模調整,使城市的形狀漸趨多樣化,有方形、圓形、三角形、多邊形。人們會在主城加築關城,形成多重保護,管理人員進出。到了清代,這些邊塞城鎮大多改為州、縣城,繼續擔任地區的經濟、交通中心。

  城市象徵秩序與安全,城內格局經過籌劃、設計,分為政治區(衙署)、軍事區(營場)、商業區、生活區。對比於城外的混亂狀態,人們能在城內過著有條不紊的生活。一般而言,商業區位在城中心,與居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明清時期,商品經濟日益活絡,長江、運河沿線城鎮的城牆防衛機能逐漸減弱,江南城市往往拆毀城牆,讓城內、城外的商業活動連成一氣;或另築新城,以區別舊城,發展不同的社會、經濟機能。江南城鎮的貿易圈逐漸從長江一帶擴及全國,連帶使得西北城鎮日益商業化。商人在西北城市交換糧食、棉布、煙草、絲綢、皮毛、瓜果等,州縣城的商鋪增加,集市的開市次數益發頻繁,舉行廟會慶典時的人潮更是絡繹不絕。但西北城鎮未因商業發展拆毀城牆,反而因戰亂頻繁,為了保護貿易活動,增加防衛機能,人們往往在商業區外再築一道關城。如陝西三原、甘肅秦州等地,漢人住在主城,少數民族住在關城,商業活動均在關城之內進行。其次,城鎮等級的規模越高,關城市場越發達。例如西安府城的東城郭,面積是主城的六分之一;根據文獻記載,「凡東北、南各路大宗貨物,若布匹、綢緞、京貨、雜貨、藥材」均由此入城,城關內設置百貨釐局,徵收商稅。

  西北地區的城鎮之間,也出現機能分化現象,如三原、涇陽、西安共同構成商業軸心,各為茶葉、皮毛、藥材、洋貨等物品的轉運中心。西安因地理位置優越,交通發達,自古以來一直是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明代本在西安設置秦王府以遙控邊塞軍鎮,但秦王府盤剝嚴重,多數商人不願來此貿易,遂轉進三原、涇陽。入清後,西安仍是朝廷控制甘肅、寧夏、新疆、蒙古的重要樞紐,但八旗駐防限制西安的商業發展,因此商人依舊以三原、涇陽為交易中心。

  綜觀傳統中國城市的發展形態,雖然歧異多樣,但研究明清時期城市的樣本多以江南、華北為主,明顯偏重特定區域。這段時期,西北地方城鎮的發展模式不同於江南、華北,是「城」與「牆」連為一體。城牆的功能,在保護居住區、商業區得以穩定發展,也有助於軍事防禦,城外的商業活動則較少。隨著城鎮人口增加,商業熱絡,城牆也向外擴張,構成多重城牆的聚落生態;越重要的經濟中心,城牆的形態就越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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