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紀要

 
書名: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By Emma Jinhua Teng,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召集人: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11 月 22 日(五)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室
撰寫人: 宋冠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新清史研究讀書會」第十一次讀書會紀要
 

  本書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者 Emma Teng 的作品,主要內容在應用後殖民史觀分析清朝統治臺灣的歷史。作者藉由清代臺灣的地方志書、旅遊文學和圖像史料,討論清廷如何殖民臺灣,並建構出有關臺灣的版圖想像與文化認同。作者亦分析清帝國統治臺灣的殖民論述、想像地理學與帝國心態,並認為與同時期的西方殖民帝國相比,清朝在臺灣的版圖擴張與領土經營,也具有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性質。全書計分九章,以下就各章重點逐一說明。

  第一章的內容,在分析康熙皇帝擊敗明鄭並將臺灣納入版圖的過程中,有關臺灣地理想像的變化。作者認為,當康熙皇帝採納施琅意見、將臺灣納入版圖時,清朝的地理知識已經歷了一個重新組裝的過程。當時的清朝官員與文人,即以象徵式地理學 (symbolic geography) 詮釋臺灣的自然環境,並用「比附說」來強化臺灣與中國的聯繫關係。雖然如此,清領初期的臺灣,還是處於曖昧不明的位置,不過是避免外患盤據才被納入帝國版圖的邊疆孤島。

  作者在第二章以陳第〈東番記〉、林謙光〈臺灣紀略〉、郁永河《裨海紀遊》等明、清初時期的文本為素材,探討十七、十八世紀的旅行作家如何想像與認識臺灣的原住民。作者指出清朝文人係利用原始性修辭 (rhetoric of primitivism) 與匱乏性修辭 (rhetoric of privation) 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表現手法,將臺灣建構為中國自古以來的生活場域,並發展對臺灣地理與原住民的想像與認識,顯現其恐懼與讚美並存的態度。

  第三章以《諸羅縣志》、藍鼎元《東征集》等史籍為素材,討論清廷的臺灣治理政策如何在反對開發與贊成開發的對立中擺盪。反對開發者認為臺灣是未開化地域,以此禁止民人渡臺移居,並保護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權;其對後山(臺灣東部)的描述、想像,更明顯夾雜害怕與恐懼,遂制訂了一連串番界劃定與番人地權保護政策。然而,持肯定開發意見者卻認為臺灣是一塊富饒的土地,值得開發,不但積極鼓勵人們開墾後山,並鼓吹廢止渡臺禁令,主張透過土地開墾將臺灣原住民文明化──意即把地景從荒野變成熟地,將生番轉為熟番。作者因此認為,其間已隱約透露「贊成殖民」政策 (pro-colonization policy) 的到來。

  第四章,作者以黃叔璥所著《臺海使槎錄》的〈番俗六考〉和清初方志中的民族志等文本為史料,討論清代官員、文人對臺灣原住民與漢人在體質與文化差異上的描述。這些論述大致可分為兩類:種族論述 (racialist discourse) 與族群論述 (ethnical discourse)。對持「種族論述」的人而言,臺灣原住民的體質與文化就是不同於漢人,它的實質內涵明確而絕對。但,「族群論述」的說法則認為臺灣原住民與漢人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可以透過教化使原住民的文明水平同於漢人。

  第五章討論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體系:「生」、「熟」,以及對臺灣地理景觀的描繪,像是「土牛」與「番界」,藉此分析文化、政治、空間因素與清代族群政策的關聯。作者以康熙時期耶穌會測繪的臺灣地圖及方志史料為例,說明清代關於「前山」與「後山」等空間分隔的概念,對清代臺灣不同地區的開發與族群歷史的影響。

  第六章,則透過《諸羅縣志》的〈番俗圖〉、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與《皇清職貢圖》等史料,分析清帝國如何以圖文並茂的圖說,視覺化臺灣原住民的「種族差異」。這些圖繪所表現的怪異風俗、服飾及身體形狀,有助於強化臺灣原住民在生理、文化上均有別於漢人的差異印象。作者認為這些圖像隱含的意義,不僅在於呈顯族群差異,亦包含文化位階的區分。

  第七章探討清帝國如何利用多種殖民論述,以表現原住民的異己化,其中更隱然將性別比喻為權力關係。這些論述中,常可見到一種隱喻式的對比:「殖民者╱野蠻人」等同於「男人╱女人」,性別被當成退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另外,作者還提及中國文人往往以性別觀點評論社會,如中國文人常理想化外國女人,並藉此指責中國女人的道德敗壞與退化。

  作者在第八章透過鄧傳安〈番俗近古說〉、吳子光〈紀番社風俗〉等作品,說明十九世紀的文人如何通過對臺灣原住民生活與中國古代起源的考據、比附,將臺灣納入傳統中國的文化版圖,馴化臺灣原住民的差異,重新詮釋自己在臺灣的親身經驗。這種說法,既加強了臺灣原住民與中國的連結,也反映文人對漢人貪得無厭的批判,希望漢人多學習原住民純樸的生活。

  第九章討論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在外國侵占番地的國防壓力下,清廷施行的新殖民統治政策──「開山撫番」;此一措施,標誌著清朝決心將主權遍及臺灣整片土地與所有原住民。此章以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與夏獻綸的《臺灣輿圖》為主要文本,分析晚清官員對「兇番」的恐懼、「視番人如赤子」的教育心態,及清廷「無分漢番」將全臺快速內地化的政策目標。此時有關後山的論述,也從原本的不毛之地變成肥沃而充滿資源的樂土,而番人的形象亦有所轉變,原本的生番成了「兇番」,以合理化清廷的武力侵略。

  作者於結論中指出,牡丹社事件後,臺灣從海外藩籬正式升格為清朝的一省,使清初才納入版圖的臺灣被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更以池志徵的《全臺遊記》〈序言〉為例,指出中國文人對臺灣割讓日本的心理反應,並強調此時的臺灣已成為晚清中國想像地理和國族認同的重要地方,並出現對臺灣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在最後的〈跋語〉中,作者認為臺灣對自身歷史之缺乏完整的後殖民反思,是因臺灣尚未經歷「去殖民」,即屢遭「持續再殖民」所導致。依照作者的後殖民理論,清帝國在臺灣的統治,實際上也是一種對邊區土地與原住民族的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而反思清朝的殖民歷史,可發現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臺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的主張,不僅不是奠基於臺灣長期歷史發展的真實表述,也非只是晚清以來受到西方民族主義影響下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遺產,而是清帝國在臺灣統治擴張與地理想像下的特殊歷史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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