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報告人: 吳孟謙(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黃聖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4 月 19 日(六)下午 2:00 至 7:30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研討室
撰寫人: 詹怡娜(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
 
「近世儒學」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2014 年第二次「近世儒學工作坊」討論會於 4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臺灣大學文學院研討室舉行。本次會議由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吳孟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黃聖修報告論文,共 10 人出席。

  吳孟謙〈管東溟研究緒論〉一文,為其博士論文《批判與融貫——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的導論,內容摘要如下:

  宋明時期理學的萌芽、成立至發展,與佛、道二教(特別是佛教)有著不解之緣。三教之間的對話、交涉,不啻是中國近世思想史衍變與創生的主要動力。三教思想之融貫匯流,至明代中晚期達到頂峰。在晚明高度交涉過程中所產生的多樣化思想型態,其融通性、複雜性,更甚於往昔的新思想,卻有許多長期受到冷落與誤解。在眾多尚未被學界深刻研究的晚明思想家中,本文選擇以會通三教著稱的管東溟為主角。管東溟出生於陽明學盛行的嘉靖年間,長期居住的蘇州地區,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社會秩序快速變動,價值取向多元且複雜。管東溟在此多音複奏時代中,旁通佛道、綜稽群籍,融攝多樣化的思想資源,重新詮釋孔學、批判時弊,成就了獨樹一幟的學問體系。

  吳孟謙廣泛蒐集管東溟的著作,在文獻基礎上,對其學術思想進行整體評估,認為其思想極具研究價值。主要理由有三:

  一、思想的深刻性:管東溟兼通三教,對儒、釋兩家的思想,尤有精詣,論理往往勝義紛披、慧解迭出。在三教思想的判釋、時代弊端的指陳、學脈變化的分析、歷史人物的評價上,皆隻眼獨具,能言前人之所未言。通過研究管東溟,足以深化對三教義理的思索,更能豐富對晚明思想界的認識。

  二、議題的多樣性:管東溟個人的成學經歷,及其著作中所涉及的問題,足以多方面反映出晚明思想界的風貌。包括:心性本源的追求、了生脫死的關切、經世出世的調融、三教關係的釐定、理學流弊的反省、禮教秩序的重建、華嚴義理的影響、禪淨合一的修持、居士佛學的興盛、談論夢境的風氣等。這些豐富的元素,對於晚明思想文化的理解,無疑是極佳的資源。

  三、文獻的完整性:管東溟現存的著述,除在朝時期的《奏疏稿》為有關時政的議論外,其餘皆是與學術思想有關的作品。大抵可分為以下幾類:經典詮釋、師友酬答、綜合論議、生平傳述、護持佛法等,分別體現與經典傳統、時代處境、自我生命的對話,及其在晚明佛教界的護法實踐。就思想史的個案研究而言,這樣的文獻依據十分充實且完整。

  與會學者建議,在研究回顧與評述部分,可先敘述理學的學術發展史脈絡,再介紹荒木見悟等前人研究成果。如文中常提到的《明儒學案》與管東溟的關係,即可藉由研究回顧,加強問題意識。此外,與會學者並建議作者討論管東溟思想時,可以更著重在思維模式,而非思想內容,以凸顯管東溟思想特殊之處。由於管東溟長期受冷落,學界研究論著目前仍不多見。與會者也針對這個情況,以及管東溟與其弟子錢謙益之關係等問題,展開討論。

  黃聖修提出的論文是〈《明史.儒林傳》諸稿本之差異〉,此為其博士論文第三章。論文摘要如下:

  自唐代始,新王朝在定鼎之後,為勝朝修史,保留史料並確立正統,成為歷代沿制。相較於《宋史》、《元史》的迅速成書,由於《明史》纂修的時間頗長,是以前人在研究之時,多按照不同標準,約略分為數期,以表示不同時間點的纂修特性。如李晉華的三期論;喬治忠與朱端強皆區分為四個時期,但斷限卻不盡相同;衣若蘭一改前人的分期方式,以「傳稿」作為分類標準,區分為:萬斯同《明史》稿本的編修、王鴻緒《明史稿》的進呈、武英殿本《明史》的刊行、《四庫》本《明史》的修訂等四個階段。

  本文在前人對各種《明史稿》版本研究的基礎上,透過分析不同時期的《明史.儒林傳》傳稿,釐清其體例、收錄人物、內容有何變化,又各自反映何種學術意義。自〈修史條議〉的擬定、康熙朝《明史稿》的纂修、王鴻緒《明史稿》到武英殿本《明史》的定稿,以〈儒林傳〉為例,可見傳目或傳文內容都有相當程度的變化,無疑是清代官方透過《明史》纂修工作,企圖建構明代學術史脈絡的重要過程。

  內容上分為兩節,第一節討論康熙朝所纂修的三種《明史稿》,第二節則是討論從王鴻緒《明史稿》到武英殿本《明史》的形成。自從萬曆十二年王守仁從祀以後,晚明以降的私家修史,多將王守仁納入〈理學傳〉或〈儒林傳〉中。為了與此相對抗,並提高程朱理學於《明史》中之地位,監修總裁官徐元文提出設立〈理學傳〉,並將王守仁以功名既盛為由,改隸〈大臣傳〉。雖然此舉受到史館內外的批評後,〈理學傳〉遭到廢除,但康熙朝所呈現的〈儒林傳〉稿,仍然技術性的排除了王守仁與王門後學。

  康熙四十一年王鴻緒接手之後,〈儒林傳〉開始出現變化,明顯有了以「學術脈絡分卷」的樣貌。亦即透過分卷的方式,來區分不同學術派別,並以上、下卷卷次,來表現正統之所在。雍正元年,《明史》館重開,總裁張廷玉在王鴻緒的底本上,進一步強化此作法,並完成了最後定稿。在武英殿本《明史》中,張廷玉確立了上卷為程朱理學,下卷為王學與其他儒者的〈儒林傳〉模式,影響往後清代〈儒林傳〉的撰寫方式。

  與會學者提出,作者雖嫻熟史料,但在提出自己的論點時,須再尋求、增加更強的文獻佐證。在格式上建議可以用小標題將重點列出、長表格可以改置於結論後作為附錄;方法上建議可從目錄學的演變來看清朝的明史纂修;取材方面,認為學案不列入討論,很可惜。與會學者並對於萬斯同〈儒林傳〉名單如何形成、萬斯同布衣身分在史館的地位與人際關係、汪琬是否僅只參與前期資料收集、《明史》不立〈理學傳〉等問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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