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研究工作坊第六次討論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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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六次「近世儒學工作坊」討論會於 12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研討室舉行。本次會議由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助教授何淑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沈信甫報告論文,共 12 人出席。會後針對明年度工作坊時程與論文發表順序進行討論。
何淑宜教授提出論的論文是〈晚明的地方官生祠與地方社會〉,文章摘要如下:
明代中後期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是:社會上出現許多獨立於名宦祠系統之外的地方官生祠或紀念碑碣。這類生祠、碑碣因為被認為充滿媚諛色彩,而不受研究者重視。不過,如果將這些祠或碑放回嘉靖朝之後地方社會變化的情境中考察,那麼這種對政治發聲或參與政治的形式,反而有助於呈現晚明社會的另一種樣貌。本文以浙江嘉興府為中心,討論以下三個主題:一、生祠與官方祀典的關係。二、以三縣賦役徵收的衝突為例,說明地方士民透過生祠、去思碑等頌揚形式,表達以個別地方利益為中心的訴求。第三、從嘉興府的例子可以看到,建生祠或去思碑不只是為了紀念或奉承,另一層意義是表達對官方考核制度的不信任,凸顯來自地方社會不同於官方的官員評價。
與會成員指出,文中生祠碑與去思碑常並提,二者有何關係?何教授回覆,二者在方志記載中便常常混用,但立去思碑者不一定有生祠。與會成員遂建議可先以史料鋪陳,釐清生祠、生祠碑、去思碑三者之間的關係,此外亦提出以下問題:生祠的建立與維持費用不低,是否地方人士真心認為值得?是否有官員主動要求地方為其建立生祠?立有生祠者與入名宦祠、鄉賢祠是否有關係?晚明風氣以建立生祠為官員增加名聲,是否為官方放任的結果,或由上往下的風氣?選擇嘉興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何在?嘉興府所轄縣治不只文中統計這些,沒有提到的是否表示方志未載?建議可以多搜索幾個資料庫,如方志庫與基本古籍資料庫。文中提到《嘉興縣志》與《嘉興府志》相關記錄中,處理生祠的方式不盡相同,對此是否應提出比較與解釋?何教授針對這些問題,一一說明。
沈信甫提出的論文是〈理雅各與衛禮賢《周易》英譯本對經傳問題的考察〉,此為作者博士論文的章節之一。論文摘要如下:
本文主要探討自十九世紀以降在西方漢學界出現的兩種《周易》英譯本對經傳問題的考察。一是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的英譯本 I Ching: Book of Change;另一是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的德譯本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後來由貝恩斯 (Cary F. Baynes, 1883-1977) 翻譯成英譯本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漢學界通稱「衛貝本」(Wilhelm / Baynes version)。本文透過兩種譯本如何解釋《周易》經傳作者、經傳分合、翻譯目的、編排體例等問題為切入點,得出如下結果:
一、關於《周易》經傳作者:理雅各以史學考證的角度來考察《周易》與經傳作者的關係。他認為,伏羲是始畫八卦的傳說人物,而文王囚於羑里時進行了重卦及解釋卦辭,周公則是解釋爻辭,《易傳》絕大部分不是來自孔子。而衛禮賢基本上承襲易學史一般看法,即伏羲畫卦,文王重卦並釋卦辭,周公釋爻辭,而孔子作《易傳》。
二、經傳分合的立場:理雅各對其編排體例所採取的立場是「經傳分立」;而衛禮賢對其編排體例的立場,形式上雖是繼承朱熹和《御纂周易折中》的「經傳分立」,實際上卻在屢次猶豫之下,做出改良型體例,這種體例反而與「經傳相混」的方式不謀而合。
三、翻譯的目的:理雅各主要欲探索東西文化中存在相互理解的可能性。「God 的譯名」問題,則讓他陷入了西方宗教界爭論不休的漩渦中,也引發了中西方傳教士對此贊成與反對的意見。而衛禮賢的目的,除了發掘《周易》所散發的純粹智慧之外,同時也是在德國戰敗後,西方世界面臨了亟欲深刻反省的思潮之下,欲從哲學的高度加以思考東西文化關係、未來世界文化的面貌等具根本性的哲學問題。
與會成員詢問,在眾多《易經》的英譯本中,為何選擇理雅各與衛禮賢?希望得到怎樣異於前人研究成果的結論?建議應將理雅各與衛禮賢的知識脈絡梳理清楚。文中提到二者在翻譯過程分別受到中國學者王韜與勞乃宣的協助,與會成員建議,可分析二者的翻譯是否受到這兩位中國學者的影響,以及之前傳教士《易經》譯著的影響;而西方人如何看待這兩個譯本,及其影響何在?另外,二人在中國活動是晚清時期,若將時代背景帶入,或可凸顯他們的關注點。文中提到「文本派」與「實用派」,建議描述內容可以再多做說明。關於理雅各的研究近年來頗豐富,建議作者談談與前人的研究有何不同,是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找到自己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