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研究工作坊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2015 年第一次「近世儒學工作坊」討論會於 3 月 7 日下午二時，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由元智大學助理教授何威萱、銘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周敘琪報告論文，共 9 人出席。

　　何威萱教授提出討論的論文是〈從「傳經」到「明道」：明代前期孔廟從祀判準的轉變與程敏政在其中的角色〉，文章摘要如下：

　　帝制中國時期，孔廟從祀無論對於朝廷或士人，皆為不可輕忽之大事。唐代創立孔廟從祀制度，其判準主要為「傳經之儒」（經學學術成就），明嘉靖九年 (1530) 後始正式加入「明道之儒」（道德修養與德行表現）的選項。吾人極易將嘉靖九年的重要轉變與陽明心學的發展相聯繫，但事實上這種提升「明道之儒」的努力自明初以來便不曾間斷，非因陽明心學而後有之。弘治元年 (1488) 程敏政 (1445-1499) 已完整而具體地提出一藍圖及願景，弘治八年 (1495) 由其促成的宋儒楊時從祀更開新風先例，嘉靖九年孔廟從祀全面革新實本於斯。本文全面檢視明初以來關於孔廟崇祀的論述，說明程敏政集明初相關議論之大成，意圖樹立新的儒學典範，並試圖探討程敏政在此議題所扮演之角色的相關政治社會脈絡。

　　與會成員認為文章應更清楚說明與辨析「傳經之儒」與「明道之儒」；文獻解讀時應注意「學行」是否等同於道德，學識是否等同於德性；程敏政之疏賦予孔廟嶄新的功能與期許，但此疏有這麼高的價值嗎？「尊德性」優先於「道問學」的觀點是明初的學風嗎？或者是宋明理學普遍的看法？此外，也提出一些關於文章詞彙的運用、文章主軸與章節安排等問題以供參考。何教授回應，傳經之儒意是指憑藉著經學學術成就獲陪祀孔廟；明道之儒則是憑藉著道德修養、德行表現而獲陪祀孔廟，而非憑藉著經學學術成就。對這兩者的區分，何教授表示她的解讀方向與黃進興、秦蕙田不同，日後修改文章會對此問題多做解釋。

　　周敘琪教授提出的論文是〈現代中國的婦女與家庭經濟〉，論文摘要如下：

　　晚清民初的婦女在家庭經濟中具有多重角色和地位，此一課題的研究也受到學界的重視。中國現代家政學的研究，多將「家政學」視為西方或日本傳入的新學科；而 1920 到 1930 年代初期的社會調查，著重在對家庭經濟做量化、靜態的描述，並特別注意「家庭收入與支出」的數字調查，據此來診斷家庭經濟的好壞。本文認為應當從「新舊交融」和「生活實踐」兩方面來加以理解，注意：1. 家庭經濟的主要意涵不僅是收入和支出，也應將現代主婦科學治家的精神，文化中的性別分工，以及社會生活對家庭消費的制約等因素一併考慮。2. 近代「家庭經濟」概念的形成、接受與傳播，雖受西方「家政學」的啟迪，但中國傳統治家思想亦不能忽略。3.「妻子」的新角色與婆媳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及其實踐，將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近代家庭的權力關係。

　　與會成員多認為本文題目太大，既似研究回顧，又像是處理中國近代婦女變遷之研究，建議以「近代中國婦女與家庭經濟的回顧與未來展望」為題，針對家庭經濟的辨析多作討論；也有建議選擇更特定的議題，發展成研究論文。對於文中提及鑰匙權象徵家務的獨立處分權，成員則提醒《禮記》已有相關概念，或許不是到中國近世才發展出的現象。除此之外，文中關於梁啟超「賢妻良母」之論述，有成員建議可將出處、解讀及其論述之排序整合得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