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4 月 24 日「理學與家族」讀書會活動記實

楊正顯發表論文〈造神〉，此文透過詳細比對嘉靖本與隆慶本《陽明先生年譜》內容的差異，指出陽明後學錢德洪刪改《年譜》內容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王陽明 (1472-1528) 從祀孔廟。錢德洪刪改的標準主要參考隆慶年間薛瑄 (1389-1464) 獲得從祀的新標準，即強調「道德操守」，並極力突出王陽明的「事功」與「思想」，型塑其「聖人的氣象」。《年譜》修改的結果果然更成功地型塑了王陽明成為文武合一、符合儒家學者心目中的聖人形象，但也因此隱藏了王陽明的真實面貌。楊正顯也指出，此次修改主要由熟悉史料的錢德洪主導；王畿等其他後學的聲音不顯，此也牽涉到門人詮釋陽明的話語權爭議。 　

白百伶的〈習道場域與道之流行：論朱陸的書院理念與志道精神〉一文主要以朱熹(1130-1200)、陸九淵 (1139-1193) 二人為中心，探討「理學如何傳播」的問題，並嘗試回答「書院」這個習道「場域」對於理學家的意義。「朱陸異同」與朱陸二人之爭為古今學者所關注，他們亦皆曾建立書院，擁有自己專屬的講學場域，但對於書院所延伸的傳道方式、學風流行，是否因為雙方本身的差異而呈現出更明顯的不同？或者，在「教育」的根本上，兩人是否有契合之處？論文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以朱、陸的「講學場域」作為主軸觀察他們對於科舉考試的態度；再對朱、陸二人認為書院承載、傳遞何種理念與精神進行析論；最後，討論朱、陸二人對於「立志」與「習道」的看法與教學之異同。文中也觸及了對科舉制度、宗族利益、書院教育與理學思想等大議題的探討。 　

當日屋外的天色頗為陰鬱，但會場內對楊正顯、白百伶二人的文章卻有相當熱烈而深入的討論。有人質疑楊正顯的題目不夠清楚、對於王陽明聖人形象的描寫不夠具體、企圖揣摩錢德洪意圖的寫法不太具說服力，對於某些原文的解讀也提出不同看法，例如有人指出文中提到焦竑 (1540-1620) 引文「新建好聚斂，多姬妾」中的「新建」並不是王陽明，此處的「新建」卻係萬曆年間任大學士的張位（新建人，1538-1605，《明史》有傳）。不過，大家都一致認為楊正顯的論文史料豐富，問題意識明確，也有一定說服力，是相當好的論文。另外，亦討論了明代從祀標準的改變，以及從祀除了牽涉學術，本身更是政治事件錢明教授也指出明代薛瑄從祀主要取其道德，胡居仁 (1434-1484) 從祀取其學術貢獻、王陽明從祀則取其事功＝陳獻章從祀除了綜合上述三標準，亦有地域上的考量因素。對於白百伶的論文討論則環繞在朱、陸對「舉業之外」的看法之釐清，也建議她將題目和討論更多聚焦在某一議題上，做更深入的發揮。與會者並提到書院本身作為講學的「場域」已有不同面向的前人研究，如陳雯怡的《由官學到書院》（台北：聯經，2004）以及萬安玲 (Linda Walton) 的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皆應參酌。

熱烈的討論約在下午五點半暫時告一段落。會後，讀書會成員一道前往師大附近的素食餐廳聚餐，並於九點散會。

習道場域與道之流行：論朱陸的書院理念與志道精神
白百伶

摘要
研究朱熹或陸九淵的學術思想，朱陸異同是無法迴避的課題，因而長 久以來，就有許多的討論面向，例如以牟宗三為代表的哲學研究，錢穆、 余英時以歷史角度思考來朱陸問題，以及陳來企圖兼容哲學思維與歷史材 料的書寫等，在在反映出學者對此一問題的重視。然而除了哲學義理的思 辨、歷史文獻的還原，是否仍能有其他方向，延續此一課題呢？

宋代講學之風逐漸盛行，而書院的建立更在宋代達到高峰，「書院」 與「講學」對理學家而言是重要的學術場域，那麼朱熹與陸九淵是如何從 「講學」來思考自己與其他理學家的學術思想？

本文將以朱熹、陸九淵二人為中心，並嘗試回答「書院」這個習道場 域，對於「理學家」來說，有什麼意義。朱陸二人之爭，自古至今為學者 所關注，朱熹與陸九淵皆有自己專屬的講學場域，對於「講學場域」所延 伸的傳道方式、學風流行，會不會因為雙方本身的差異，而呈現出更明顯 的不同？或者，在「教育」的根本上，兩人是有契合之處？

文中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以朱熹、陸九淵的「講學場域」作為主軸， 觀察朱陸二人對於科舉考試的態度。再者，二人皆曾建立書院，對朱熹與 陸象山而言，書院承載了什麼樣的理念與精神？他們如何傳遞這個理想？ 最後，討論朱陸二人對於「立志」與「習道」的看法與教學異同。

楊正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本文旨在從嘉靖本與全書本《陽明先生年譜》內容的差異，來說明錢德洪等刪改的目的是為 了陽明從祀孔廟。而錢德洪的刪改標準乃是依照舊例的從祀標準—從祀以報功，貴釋經以衛道—再加上隆慶年間薛瑄之所以能從祀孔廟的新標準—道德操守—來對嘉靖本進行刪改的動作。因 此，在全書本《年譜》中，透過不同程度的文字改寫與隱諱，來突出陽明「事功」的不可及、「思 想」是聖人之學以及道德操守具有「聖人的氣象」。此一修改的結果，是造出一個文武合一、符 合儒家學者心目中的「聖人」。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將陽明的真實面貌隱藏起來，後世所認知 的王陽明只是一個戴上「超凡入聖」面具，陪伴在孔子身邊的王陽明。

一、《年譜》與從祀的關連
二、從祀標準與《年譜》的修改
三、事功的突出與爭議的消
四、學術的定位與思想形成的隱諱
五、「聖賢」氣象的呈現
六、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