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清代的制度與商業工作坊」報導

 
時間: 2016 年 11 月 25 日(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4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2016「清代的制度與商業工作坊」報導
 

  2016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年度工作坊,於 11 月 25 日舉行,本次主題為「清代的制度與商業」,共有 11 位發表人,分為五場次進行,各場次內容略述如下。

第一場

主持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劉小萌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研究員)
題 目:清代北京旗人的商業活動——與民間商人之比較
發表人:定宜庄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題 目:清末民初的北京商人與内務府
與談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劉小萌教授與定宜庄教授分別從宏觀比較與微觀口述分析的角度,剖析清代旗人經商情形。

  劉教授發表的主題,以旗商與民商的差別著眼,報告中將旗人分為三大群體。首先是貴族官員,他們主要透過販賣私鹽、經營當舖與出租舖面房屋獲取營利。其中,針對後兩者有較多呈現,透過查抄家產檔案或相關檔案,可見一些較有名的例子,例如:和珅與那桐有經營當舖,而嘉慶朝的廣興則是出租舖面房屋獲利的代表。第二群體是滿洲親貴的家人,由於滿洲貴族與官僚早期並不親自出面經營,往往委由親信家人營運,彼此形成互利關係,以旗籍安氏(安尚仁父子)最為典型。一般旗人的資產未如前兩者豐富,因此採取合資經營的方式居多。上述商業的經營不僅僅是旗人內部的活動,更與京城民人有所聯繫,商貿過程中往往有民人參與,破除了旗民之間的隔閡。整體歸納下來,劉教授有兩方面的重要發現:首先,旗人經商終屬副業居多,且中上階層的旗商,由於自身觀念,多非自行出面打理,採取隱身幕後的人居多;他們有些交由家人經營,有些則出資交給民人經營。再者,隨著國勢與自身生計變化,旗人經商有人數變多且交易對象變廣的趨勢。

  定教授利用其進行訪談的一組口述文本,說明口述史學必須注意的面向;文章內容主要係討論內務府旗人增家與民人劉家的「一面東伙」關係。增家係出資的家族,劉家為實際經營的家族,但過往都認為劉家在北京發展的四大恒與其他當鋪,是由他們自己出資經營。然而,透過定教授的口述與進一步研究得知,其實劉家多數的資金為旗人出資,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經營,其中最主要的投資者便是內務府增家。清代內務府旗人有權力與資金,但隨著清朝滅亡,權力基礎消失,只餘下資金,因此民人不再受到權力肘掣,而內務府旗人的資金,轉趨單向的流入民人手上,造成地位轉變,劉家地位反超越了東家增家。定教授也指出,縱使地位有別,但由於劉家跟旗人的東伙關係,反而使得彼此之間的互動網絡更為相近。因此到了民國以後,劉家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及立場,都變為「旗派」。

第二場

主持人:定宜庄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黃麗君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題 目:文武兼長、得乘驅策——內務府高佳氏當差性質的多樣性
發表人:蔡偉傑先生(美國印地安大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題 目:清朝公主的荷包
與談人:定宜庄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麗君博士以內務府高佳氏為案例,探討包衣家族的發展,如何受皇權與制度兩項因素影響。該研究重點指出,高佳氏家族崛起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人物:高斌 (1683-1755) 及其女慧賢皇貴妃,且高斌的重要性尤高。高斌最初在內廷當差,後來出外任職,逐步累積事功,得到乾隆皇帝賞識,對整個家族加以眷顧,如他兒子高恒、姪子高晉,乃至其孫高樸,也因此受到重用。然而,這種因為皇權而受拔擢的聯繫,到了嘉慶朝開始有所變化。相較於乾隆皇帝,嘉慶皇帝比較不看重主僕之恩與姻親,所以高佳氏家族只能回歸內務府體系當差,難以如前朝般發展順遂;同時,又遭逢家族成員廣興獲罪,致使整個家族受牽連而衰落。本文除了著力於前期的家族發展外,更檢視乾嘉交替之時的變化,該時期正好也是內務府官僚制度逐漸定型的時候,故分析該家族於內務府包衣差事與在外朝任職的情形,亦可與整體歷史圖景相互參照。

  蔡偉傑先生報告〈清代公主的荷包〉,涉及滿蒙聯姻、宮廷制度與婦女財產權等議題。過往並未有人專門針對「出嫁公主」做全面的研究。本次工作坊,講者主要討論兩個重點:公主的財產所有權,以及財產的應用。首先,透過官書所載的制度,建構各品級的公主在出嫁前後所得的差異,進一步討論出嫁公主所得財產的相關問題。皇子死後,其財產可以永久保存,皇族婚入女子,在其夫婿死後也擁有一定繼承權;然而,嫁出的公主雖可得到財產,在死後卻只有部分歸屬額附,一部分要收回內務府。這一問題過去沒有人注意,講者此次藉由兩份滿文檔案,著眼於陪嫁人丁的分析,發現公主死後,部分人丁會回歸原籍,其餘人丁則隨額附遷往蒙古。另外,講者也以康熙朝嫁出的固倫淑慧公主為例,說明其如何運用財產。其中一項支出,是用來建立藏傳佛寺,嫁出之公主藉此可以融入蒙古當地生活,得到人們敬重;建立藏傳佛寺的效益,同時也符合皇帝以藏傳佛教籠絡蒙古統治者的政治需求。

第三場

主持人:劉小萌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研究員)
發表人:康健教授(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助理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
題 目:新發現的徽州茶商文書解讀——以祁門胡元龍家族分家書為中心
發表人:吳靜芳教授(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題 目:清代前期 (1723-1820) 民間傷口處理與破傷風治療——以鬥毆因風身死案為中心的分析
與談人:劉小萌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研究員)

  第三場的發表人為康健教授與吳靜芳教授,兩人所注意的主題共性在「民間」。

  康健教授以新發現的安徽茶商「胡元龍家族」的兩份分家文書,重新檢視祈門紅茶經營者,在清末到民初共五十餘年之創業歷程。過往研究對於胡氏家族的討論,往往不是以原始文書作為討論重點,因此本研究報告,是透過原始分家文書,揭示胡氏家族如何發跡、取得資金。透過分家文書,可以看到他們同時經營茶業、瓷土業、水碓業與山林業,採多元經營以防資金不足。再者,透過分家文書所見的家產析分,採諸子均分制度;在析分過程中,不一定會拿到可以現成發展的不動產,加上部分不動產仍以眾存產業形式留存,是做為宗族祭祀或養老所用,故未必有利於經營。分家文書內容,不僅包含產權分配,更包括債權平分,以免少數家族成員承擔,限制了家族的後續發展。康教授更指出,分家文書不僅是為了瞭解家族本身發展,還能瞭解家族與其他會社的互動。藉由胡家分家文書可知,胡家參與了數個徽州地區的互助會社,藉此取得商業融資或家族祭祀經費。透過這些內容,得以更了解祈門紅茶商人研究的不足,並且糾正過去的錯誤認知。

  人們受傷的原因繁多,其中一項是口角鬥毆,吳靜芳教授以刑科題本中「鬥毆身死案」為中心,由鬥毆引發的相關法律訴訟,探討民間對破傷風的處理與治療。一方面,地方官必須勸導教化;另一方面,地方官也必須提供醫療協助。隨著清康熙朝至嘉慶朝修訂相關條例,問訊會提及治療過程,因此檔案內能看到詳細的診斷紀錄。藉由這些初步案例,得知民間醫療知識與專業醫者有些差異,前者不一定全然照著後者所發展出的方式在治療,卻仍在民間有著一定的作用。另外,在用藥上,由於破傷風治療須內外科並行,所以觀察清代案例,也能看到內外並用的療法。最後,隨著明代中後期,出版業蓬勃發展,不論醫者、傷者都有所自覺,前者就其內、外科專業治療;傷者也會因症狀差異而更換醫生。這些實證均顯示社會應對破傷風一事,隨著官方制度、醫療知識發展,有較普及的理解與應用。

第四場

主持人:畢奧南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發表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題 目:清代科布多衙門與商號
發表人:游博清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助理教授)
題 目:清代廣州對外貿易制度下的華人通事
發表人:李華彥教授(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題 目:清代歸化城的商業管理模式
與談人:畢奧南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賴惠敏教授、游博清教授與李華彥教授的討論,集中於貿易制度管理,以及時代發展與商人經營事業之關係。

  賴惠敏教授以科布多的衙門和商行互動為例,說明民間商人與官員乃至於整個制度的聯繫。科布多的貿易大規模發展,起於乾隆年間的築城,貿易係該城的駐防兵丁所需,所以商人有「官商」之稱,其貿易整體規模只略小於庫倫。從檔案分析看來,商人的成員可以分為「京莊」與「西口莊」,這些人與官方的關係密切,他們跟著官兵走台站路線以避免危險;同時,官方也會要求這些商人協助幫墊,或者幫忙收稅。除了上述的官商關係之外,賴教授更指出,在科布多貿易的商人,不僅只在城內貿易,同時也能前往各旗與蒙古王公貿易,科布多城是他們的據點,也可說是貨棧;而且群體之間貿易模式有所差別,像西口莊也會借貸資金給蒙古。再者,「京莊」與「西口莊」都有投資俄鈔,均可見其投資之多樣性,以及和官方的關連。另外,商人的投資發展與時局有密切關聯,以投資俄鈔來說,民初以後的時局動盪,如蒙古獨立和俄國盧布貶值,就造成這些商人的損失,有些更因此歇業。

  游博清教授以 1760-1840 年廣州對外貿易制度下的華人通事為題,考訂通事館與可知的通事人員,使研究者與學界得以瞭解其樣貌。通事是介於行商與買辦之間的貿易人員,由於通事只在特定案件或時機點,才會出現全名,因此考訂甚難。藉由相關檔案,可知為了因應貿易需求的增加,便設立通事館以應對業務。游教授進一步挑選幾位通事,考察他們的活動時間與工作內容,窺得這批通事,除了擔任研究者所熟知的翻譯工作之外,尚有報關、申請執照與丈量等事務。另外,通事也是中外商情交流的重要管道,是以通事問題尚有進一步開拓的空間。

  李華彥教授討論清代前期歸化城的商業管理,透過回顧帶出滿洲興起直至雍正朝的軍事行動,為歸化城帶來兩度商機的情形。因為多數研究者還未注意過,歸化城本身的行政建置隨著時間發展也有所變化,所以討論重點之一,就是把行政變革清楚梳理。由此得知歸化行政規制,原先與蒙古較為相關,但後來雍正朝將邊地逐步州縣化,因此在歸化城亦能見到行政官僚設置的逐步流官化。李教授以此討論第二個重點,即貿易制度的確立。歸化城自建立以來,貿易便是應對蒙古所需。至於往來該地區的經商者,則多是有地緣相近的山西人。隨著歸化城發展,從事農、商人口增加,官方勢必要建立一套管理制度(如:登記、給票)加以控管,但是在官方人手不足時,仍須要地方牙行協助管理。

第五場

主持人:張繼瑩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發表人:張繼瑩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題 目:清初姜瓖之變——以內閣大庫檔為中心
發表人:衛姿伃女士(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題 目:清代冀東地區性別比例失序中的婦女問題——以《順天府寶坻縣檔案》為例
與談人:張繼瑩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張繼瑩博士與衛姿伃女士以檔案入手,分析大時代下人們對於經濟需求的自主選擇。

  張繼瑩博士以明清易代之初,山西地區爆發的「姜瓖之變」為題,討論姜瓖為何在降清後又叛清。報告指出,該變亂雖以「反清復明」為號召,但更主要是因為軍隊缺餉,朝廷又裁兵所致。縱使變亂平定迅速,其背後帶出的山西地區軍隊缺糧問題仍未解決。講者指出,之後沒有再發生動亂、人們之所以噤聲,係因清軍採屠城報復,加上後續大規模搜查,使得人們生活於互相指控與恐懼之中。有趣的是,這一結果,卻為當地帶來了秩序,反讓日後清廷得以用山西作為後勤基地,面對前線戰事。

  衛姿伃女士利用《順天府寶坻縣檔案》,檢視清代直隸東部區域的性別失衡原因。報告回溯至清初圈地因素,並進一步說明該區域土地貧瘠,加上天災時擾,導致男性出走謀生。由於地利之便,他們前往東北地區發展,謀求為生所得;然而,問題也因此產生,就檔案所見,原生地的生活困境仍在,但多數留下的人是女性,導致有婦女被拐賣,或者被娘家轉聘嫁等問題。回歸產生這些問題的癥結點,便是人們在謀求生存的情況下,所衍生出的社會議題。

  多數師長肯定參與工作坊的年輕學者,擁有新穎的視角與材料,有利於史學前輩與後輩的交流,更促進研究的推展。本工作坊討論議題聚焦於清代僵硬的制度,旗人轉換身分經營商業,如:天義德的股東取了漢人名字、滿洲權貴找家人經商等問題,都值得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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