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七次讀書會紀要

　　2018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七次讀書會，由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發表，題目為「清朝對歸化城土默特旗的擘劃——從『內屬蒙古』一詞談起」，茲將內容與問答摘要如下。

 　　報告人說明，此次焦點議題在「內屬蒙古」上，而本次報告為未來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所以會先說明整體論文架構，再進一步談內屬蒙古議題。接著，以一張清代北亞貿易重要地點的地圖開始說明相關背景。清朝的北亞草原與明代最大的差異，便是以清朝皇帝為共主，產生過去所沒有的長期和平時期，造就定期而穩定的局面，且開拓出新的貿易網絡，向北可以通往俄羅斯，向西可以前往新疆乃至中亞地區。在西向商路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便是此次討論的焦點：歸化城。

　　報告人的論文架構便是以歸化城為中心開展，進一步以貿易路線、貿易人群區分，看對當地（歸化城土默特旗）的影響，進而思考在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狀況下，蒙古人如何轉變、應對新的經濟生態。這次所要探討的，是朝廷行政建置上的管控基礎。從體制上來講，歸化城的發展最關鍵的時間點是 1690 年，康熙皇帝親征凖噶爾，隨軍而來的商人駐紮，引發了後續發展的契機。進一步加上當地原有的蒙旗、綏遠八旗駐防以及後續增設的內地廳、道行政體系交錯。

 　　不過，當地因文風不盛，沒有傳統內地常見的仕紳階層，而是以商民為中間分子。更因為歸化城的貿易，有著不同民族，舉凡包括俄國、新疆及延伸更遠的穆斯林貿易人群，以及因宗教信仰相同來到歸化謀生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系統。上述行政體制與貿易活動造就該地多元環境，而這次要談的重點擺在「內屬蒙古」。過去研究者討論歸化土默特旗的制度時已有不少成果，但對於內屬蒙古一詞卻未加以釐清。報告人就其爬梳的史料，認為該詞彙的起源尚不明。但歸化城土默特旗一直是很特殊的存在，即嘉慶《大清會典》所稱「游牧之內屬者」，係指蒙旗體系與駐防制度的交會地。而該說法被光緒《蒙古志》與後來的《清史稿》所沿用。報告人認為此一體制並非與清朝發展相始終，其中關鍵點是乾隆朝，是以討論乾隆朝以前官方對此地的治理方式，實屬必要。以下依時說明，並提出後續還有發展空間的角度，報告人指出報告討論雖概稱「官方」，但其實際上有時間、空間與官員的層級之別。

　　首先，清朝與歸化地區的蒙古人往來，肇始於皇太極征林丹汗，而後又對當地編組左右兩翼都統，然當時滿人還未有力掌控該地，歸化城僅僅是提供清朝穩定的駱駝、馬及各方雜貨的貿易市場。從《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與康熙朝《大清會典》的記載，歸化城土默特雖得四季貢馬，偶有黃金、珊瑚等貢物，但除此之外並無太多管控，仍享有很大的自主權。另外要注意的是，有些貢物非本地產出，可以想見當時存在固有的貿易網絡。順治年間雖然有一些調整，但大體也採取皇太極時期的模式。這樣的狀況直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才有所變動。該年調整歸化城土默特旗副都統的選用規則，改由北京挑選八旗內的副都統或參領擔任。到康熙征準前後，又因故改由北京八旗系統內的人員接任土默特右翼都統，可知該地行政制度向八旗系統靠近。到了雍正年間，皇帝雖曾提出康熙皇帝改換右翼都統的舉措只是權宜之舉，並把右翼都統的缺額改回原歸化城土默特旗的家族擔任；但實際上，副都統仍可由八旗系統下的副都統擔綱。不過，雍正皇帝企圖讓土默特旗向外藩蒙古系統靠近的舉措，到了乾隆皇帝繼位後再度被改變。乾隆皇帝首先於乾隆二年 (1737) 停止了左翼都統世襲；乾隆十九年 (1754) 則停止了右翼都統的世襲，關鍵理由是都統有「整飭軍伍之責」。

 　　乾隆皇帝之所以會如此做，與他繼位之前的經歷有關，他曾待在軍機處，經手對準噶爾的戰役，了解後勤補給的重要性。歸化城正有這樣的條件成為西北戰線的重點城市，也就是錢、糧、駝、馬的運輸中繼站，所以改革勢必得進行，以方便控管。除了都統派任的變動，另一重要的改變就是綏遠城的駐防體系出現。

　　雖然綏遠城駐防體系是在乾隆朝才落實，但其實在康熙朝便有相關構想，只是當時僅考量軍事，乾隆朝則更要控管民政。乾隆元年 (1736) 開始建立綏遠城，開始給予軍事、民政權力，並且逐步吸納歸化城的職務。乾隆二十八年 (1763)，撤除歸化城土默特旗兩都統，之後並著手合併盟旗與駐防體系，但這中間加以調整從歸化城併入的業務，最終以綏遠城將軍搭配歸化城副都統管控歸綏地區。

 　　上述歸化、綏遠的特殊發展，可以從各朝的《大清會典》以及《大清會典則例》看出端倪。從康熙朝會典將歸化城土默特旗分類於〈柔遠清吏司〉下，可知當時清朝並不將其視為一般的外藩蒙古扎薩克，而是另有制度。這與早期林丹汗在該地的勢力相關，清朝忌憚其勢力，不任命有蒙古貴族血統者，而以忠心於清朝的土默特頭目為兩翼都統，這便是其特殊的因緣。後續的會典編修，對該旗的歸屬也都略有變動。例如乾隆朝內府抄本的《理藩院則例》，即日後乾隆朝《大清會典則例》的部分稿本，可知這一時期嘗試以地理範圍劃分出漠南、漠北兩區塊。而後來正式編纂的《大清會典則例》中，歸化城土默特旗和漠南蒙古雖同屬旗籍、王會兩個清吏司，但已用單獨成段的方式標示出特殊性。而至嘉慶朝會典，可見同時將歸化城土默特旗納歸理藩院與兵部之下，雖列在內扎薩克下，但獨立稱為游牧之內屬者，這樣的說法在光緒朝會典中沿用。至於「內屬游牧蒙古」一詞，則是清末《蒙古志》才出現的說法，簡稱內屬蒙古，其實也就是嘉慶朝以來的「內屬之遊牧者」。

　　最後，報告人提出幾點目前初步觀察的問題：一、從幾則史料與案例，可以看出雖然皇帝想要把歸化城土默特旗併入八旗駐防系統中，但被派往該旗的官員則似乎有被蒙古同化的現象，惟具體情況如何尚待更進一步的考察。二，即便在地官員有自北京派往者，但身在當地面對事務時，考量未必與朝廷一致。三、從一則清末發生在其它蒙旗地區的「老頭會」案件來看，歸綏地區可能因為健全的官僚體系與貿易網絡，致使當地相對穩定不易有動盪。最後則是關於賑濟的議題，在體制上歸化城與內地制度相異，且財富可以自足，面對饑荒的運作機制，卻仍由朝廷採內地模式加以賑濟。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提供意見。主持人政治大學民族系博士後研究人員蔡偉傑博士首先說明，內屬蒙古問題，因為材料的關係，研究有其難度。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將此地區納入控管，多利用「叛亂」為藉口，一方面是有重要的蒙古王系統，如林丹汗、阿勒坦汗；另一方面，此地是軍事重要門戶。另外，關於內屬時間點問題，主持人與報告人的意見稍有不同。其以為時間可以往前推到崇德年間，當時編都統就可以稱為「內屬」。因為體制已將人民編入八旗，由朝廷發薪餉，脫離原來的游牧生產，成為軍人。另外，蔡博士也提出，報告中所說「入土默特則土默特之」，應該只是法律上的旗民之分，從這點考量張之洞在光緒年間提議編戶所造成的爭端，便能更加清楚緣由。此外，吉林師範大學許富翔教授也詢問，當地應有漢人，此次何以捨去不談？

　　報告人回應，歸化地區內屬時間一題，乃從當地自主度來考量，因此認為乾隆朝改革完成之前，歸化地區仍然自主力量高，故目前暫不視為內屬。而這次沒有討論民人系統的主因，實與主題「內屬蒙古」相關，報告人認為該體系是盟旗與駐防合併，與民人較無關聯，但後續會有專章討論這一問題。

 　　樹德科技大學李華彥教授認為，定義「內屬」本身有其難度，或許先把「內屬」這一標題去除，純就事實面向來討論，讀者閱讀之時便會理解研究目的。吉林師範大學許富翔教授認同李教授的觀點，進一步說明該詞彙的變動性甚高，仍須考量。許教授另外指出，從整體架構來看，第一章既然是作為論文背景鋪陳，不需要衍生太多額外的問題。而此次報告涉及的研究斷限時間與史料的情境差異，都可以再進一步補強，最後許教授也提出數篇學訊供報告人參考。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鹿智鈞則從法律史的角度提供建議，他認為目前對清帝國之研究集中於帝國範圍、邊疆之地，但今天報告人所談內屬又是另一種模糊的區塊，或許一方面從中央與地方的差異，乃至於中央層級對當地軍政、法律問題的控管分配，能得出更立體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