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方法與實踐」第八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文章回顧
主持人: 陳建守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與談人: 魏龍達(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建元(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李侑儒(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研究科博士學程)
陳禹仲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徐兆安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時間: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三)上午 10:30 至下午 12: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黃宇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方法與實踐」第八次讀書會紀要
 

  本次「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方法與實踐」所討論的內容為 Anthony Grafton 於2006年發表在《觀念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之論文—— “The History of Ideas: Precept and Practice, 1950-2000 and Beyond”,以下摘錄本次讀書會對該文的討論。

  Grafton 開篇便指出《觀念史期刊》的重要性,在於其代表了一個錯落在不同學科交界處的新領域。二戰後,在觀念史的鼎盛時期中,觀念史並非歷史學門下的一環;它是一個由各學科匯聚後相互碰撞、摩擦所形成的知識地震帶。

  其後,Grafton 提到 Robert Darnton 對於觀念史所進行的觀察。Darnton 批評美國學思想史與文化史學界概況僅能以「萎靡」(malaise) 來形容,並指出在過去十年,許多年輕學者棄觀念史轉而進入社會史的領域的趨勢。思想史研究明顯沒落,觀念史也不再吸引年輕學者。

  Grafton 同意 Robert Darnton 的觀察,但也指出我們必須以更為廣泛的視角審視觀念史領域的發展。有別於 Darnton 以圍繞整體的歷史學科為範疇,Grafton在《觀念史期刊》所代表的跨學科空間裡展開思考。他指出,A. O. Lovejoy 著手繪製了「觀念叢結」(idea-complexes) 的地圖,因其認為這觀念是原初被磨塑好的,現在則應援引之以闡明西方傳統中的文學、藝術、科學和哲學等作品。Lovejoy 自開始便認為,人文學科的學者必需相互合作,故將觀念史設想為一個開放式領域。到了 1950 年代,《觀念史期刊》確立了這個領域的合法性,且隨著人文學科教學、課程設計的變化發展,觀念史在許多機構中開始展現其跨學科的吸引力。不同人文學科學者們交流對話,掌握彼此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並應用於自己的研究對象上。

  觀念史之所以迎來首次鼎盛發展的時期,Grafton 認為較大程度上是因其所仰賴的學術基礎。1950、60 年代,歷史學家各自耕耘相異的專長領域,均圍繞著西方文明展開了跨學科界線的考察,而正是這些學術實踐,奠定了他們未來的發展方向。Grafton 亦指出,其實早在 Lovejoy 和這批新的歷史學家之前,觀念史就已然是一個成熟的學術領域。此外,Grafton 亦提到有三種現存的思想和實踐潮流匯入觀念史研究當中。第一種是由境外移入美國的新方法與新材料;第二種是來自美國本地在思想史上的開放;第三種是科學史與觀念史之間的關係。這些現存思想的匯入也讓觀念史研究增添了不少色彩。

  Grafton 接著探討為什麼 Darnton 以及其他學者都感到在 1960 年代後,思想史或觀念史研究面臨急遽的衰退。Grafton 指出,1940 年代,許多文學研究期刊都鼓勵更多投入在藝術和文學的歷史方法。這導致研究者轉向與「新批評」(New Criticism) 結盟。另外,在「新哲學」(New Philosophy) 傳入後,也席捲了哲學史以外的一切領域,使得以往的歷史和傳統面臨挑戰。最後,Grafton 亦指出,到了 1960 年代,當科學史獲得思想史的支持後,也與思想史分離,使得思想史再次的衰退。

  然而,轉機出現。在 19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發生了一系列不同層次的變化。首先,在歷史學科中,當學者在回顧過去時,幾乎一致的轉向追溯這些學科和領域內部的歷史細節。這是思想史的一個技術轉折,學者開始不遺餘力地以入微的細節,重構幾個世紀前學者對於文學作品的整理與分析、對古代學科復興及改造,以及對於古文物的重建與測定。

  此外,隨著歷史與哲學再次互動後,第二次的思想轉變也隨之開始,被冠以「理論」或「後現代主義」。這股思想潮流動搖了 1980 至 90 年代美國知識版圖的支柱。這場思想變動從外界看來,是作為所有傳統形式人文研究的挑戰,但正如執掌《觀念史期刊》的 Donald Kelley 所指出的,「理論」是一系列展現歷史詮釋的努力嘗試之一,故理論在學術界的存在對思想史家是有益無害的。

  在 1990 年代,思想史也發生了屬於自身的「物質轉換」(material turn)。在此時期中,思想史家開始研究那些文獻是如何生產與被消費的。更有部分的人,透過追尋這些文本傳播至公眾的途徑,推進了對權威思想家的理解。思想史不再顯得邊緣化的原因,在於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發現,他們可以展開富有成效的辯論。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思想史,不僅有一種新研究方法特徵,而且具有新的物質基礎。

  《觀念史期刊》的成功,對文本和觀念的研究展開手臂表示歡迎。Grafton 指出觀念史與《觀念史期刊》將不再與特定的政治方案聯繫在一起,而會朝向全球化的趨勢前進。新的編輯群將同心推動使這份期刊和這個領域更加國際化,盡可能促成英語學界與其他地區相關研究社群的對話。Grafton 欲進一步發揚 Lovejoy 的視野和理想,將《觀念史期刊》打造成為多樣學術形式與傳統互動的平台,讓「觀念史研究」不斷活化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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