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生活史料讀書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本次「明代文人生活史料讀書會」分為兩場演講，第一場邀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洪麗珠教授演講，講題為：「元末華北人物與蒙元的亡國論述」。

　　洪麗珠教授研究專長為蒙元史，著有專書《肝膽楚越—蒙元晚期的政爭》、《元代的縣級官府與官員》，以及期刊論文〈何為遺民——元以降夷夏視閾下的易代士人研究〉等數篇。本次演講主要從元朝與華北的視角出發，藉由七位效忠元朝的軍政人物活動，再探元末二十年 (1350-1370) 朝中政治與地方軍事之間的互動，以及元朝所面臨的困境，「走一趟元朝的亡國史」。

　　洪教授認為，元末歷史與明代國初群雄史觀及明朝建國史重疊，加以後世常將亡國歸因於天意，學術上又幾乎是以「江南群雄」的視角闡釋這段歷史，無疑是過於簡化。因而忽略甚或曲解護持或挽救元朝者，以及他們對元代晚期頹局與江南群雄興起的應對。

　　在過去研究視角下，元末似乎就是「亂」。但從元朝史的角度來看，至正十年到二十二年 (1350-1362)，華北地區局勢穩定，掌握在效忠元朝的軍事將領手中。而且，江南群雄與朱元璋亦尚未感到元代必會亡國，得取元而代之。

　　其實影響華北政局的因素更多是來自元廷內部，尤以傳統家法與立儲爭議為烈；主要是高麗奇氏及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為核心的高麗派所推動的內禪，以及擔憂蒙元傳統家法遭受破壞，以擁護順帝家父長權威的群體間的抗爭。

　　此外，學者竇德士 (John Dardess) 指出，當時華北軍事地方主義興起，但是華北將領仍然展現強烈的忠誠；另一學者張帆則認為，這與元順帝仍保有對華北將領的領袖魅力有關。洪教授進一步解釋，隨著地方主義興起，元廷在財政與行政上已經失去對華北諸軍隊掌控的實力，但華北軍隊仍保有堅定的忠誠。這種現象與蒙古政治文化中「家天下」特質有關，國家為元代皇室家族的延伸，中央主要官員大多由家臣出任，皇帝與官僚不僅是公領域之間的關係，更有私領域的主人與家僕的身分束縛，服從與恭順為其最重要的價值。由此觀之，即使脫脫 (1314-1355) 具有不奉詔的實力，仍因一只詔書解去軍政大權，毫無抵抗的下臺，放在此一脈絡下就能理解原因。不過，這種忠誠的強度還是會隨著與元朝皇室的關係緊密度遞減，因此元廷與華北軍隊的相處仍是一項挑戰。

　　總而言之，元末華北的歷史長期受到忽視，元代滅亡的原因更常被簡化為一人、一事的結果。洪教授重新梳理元末二十年的歷史，發現華北軍事消長與元廷內部的困境，更是影響元代晚期政治發展的要因，這也牽動江南群雄與明朝的建立。

　　第二場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何幸真主講：「明代中期實錄編纂人員的職權與互動——從幾條筆記史料看起」。

　　何幸真女士，專長為明代政治文化史，著有《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以及〈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度〉等文。本次主要導讀焦竑《玉堂叢語》，卷四，〈纂修〉（成化至嘉靖初部分）；王鏊《震澤長語》，卷上，〈官制．前代修史〉兩種史料，藉以討論明代中期實錄編纂人員的職權與互動。

　　德國漢學家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曾說：「實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種超然的學術活動。」因此，當政治力量介入試圖影響修纂內容，修纂人員的組成便反映出當時的政治布局。講者對讀實錄、文集與筆記等材料，考察總裁恣擅史筆與纂修的反抗，即總裁焦芳 (1435-1517) 欲令顧清 (1460-1528) 依其意志撰寫李孜省傳記的內容，但顧清不為所動。另外，藉由《震澤長語》討論副總裁在實錄纂修過程中扮演中介樞紐的角色。講者最後歸納，實錄纂修在明代前期是草創調整期，修纂配置反映政治布局。明代中期則是成規形成期，是對往例的承襲與階序化。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針對史料熱烈討論。唐立宗教授指出，閱讀《明實錄》得以發現，其中人物傳記雖然完整，但有些重要人物卻未被收入。因此，《明實錄》收錄人物的標準為何？史料中是否能見時人的討論？

　　洪麗珠教授提問，講者主要觀察《明實錄》編纂人員的職權與互動，所謂的「互動」是指哪些具體活動？講者回覆，所謂《明實錄》修纂人員的互動，主要憑藉實錄〈修纂官〉中所列職銜，如監修、總裁、副總裁與纂修等人，考察他們在修纂實錄過程中的來往。例如，焦芳欲控制李孜省的傳記內容，便要求擔任纂修的顧清按其意志書寫，但顧清並沒有接受一事。又如副總裁上對總裁，下對纂修等人，面對實錄內容出現疑義時，必須扮演溝通者的角色。吳大昕教授則好奇，皇帝在實錄編纂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李卓穎教授針對焦竑《玉堂叢語．纂修》中，記載焦芳、顧清一事提問，顧清拒絕焦芳對李孜省傳記內容的控制，為什麼發揮得了作用？焦芳為何要透過這個程序來說要寫哪些內容？依照焦芳的職權，為什麼要透過顧清，他不是能夠直接修改內容嗎？顧清的拒絕不一定代表總裁、副總裁不能動實錄的內容。修纂實錄雖有上下其手的現象，但實錄作為一種史書書寫體材，須維持一致性，這點也得仔細考慮。我們是用權力的視角來看，但實錄作為史書書寫體材所具有的規範，致使內容不能發生牴觸的原則，可能也要加以考慮。另外，李教授又針對董玘〈為校勘實錄事〉：「凡十八年之間詔令之因革、治體之寬嚴、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得失，已據實者，無事紛更，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出于芳而頗得實狀者，亦自不以人廢。」一段指出，時人如何判定哪些內容是焦芳寫的？哪些不是出於焦芳之手？這是否暗示修纂過程可能是更複雜的，因此他們能判斷各段的書寫者。

　　最後，徐泓教授肯定講者提出的觀察，認為值得進一步深究，並指出研究時很常使用到實錄，我們有時會說實錄的記載不真，但有些記載又是真的。重要的是，修實錄確實會產生問題，例如很多史料都有談及的問題，在實錄中卻隻字未提，此現象與纂修官、總裁官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