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二次演講紀要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 2020 年第二次學術專題演講，邀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陳玉女教授，以「明清《嘉興藏》的刊刻與流通——嘉興楞嚴寺與廣州海幢寺」為題進行演講。主持人廖肇亨教授表示，在新脩《大正藏》面世前，流通最廣的藏經即是《嘉興藏》，而學界近年來對《嘉興藏》的關注也與日俱增，陳玉女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成果豐碩，特別是《嘉興藏》流傳至日本、越南等地的考察。陳教授表示，自己與《嘉興藏》的因緣起於留學日本時，攜帶著藍吉富教授研究《嘉興藏》的手稿資料；返國後，陳教授逐漸累積對《嘉興藏》的研究，今日演講內容正是從 1988 年至今的部分成果。講題的背後，牽涉的問題意識是「港口佛寺」對於佛教，特別是佛教藏經的影響：約莫十七世紀後，移民與海商彷彿開啟了另一條「絲綢之路」。通過嘉興楞嚴寺與廣州海幢寺的案例，探討藏經的海外傳布，楞嚴寺是海運對經藏流通影響深遠的典型個案，海幢寺則是《嘉興藏》流往越南與歐洲國家的窗口。

　　陳教授首先羅列出《嘉興藏》的各種藏本，《嘉興藏》的刊刻歷經了兩個世紀，樣貌也隨之改變，有的版本貴重，而有的簡易。然而追本溯源，《嘉興藏》之所以刊刻，係源自晚明佛教面對新興宗派的挑戰。據學者統計，在嘉、隆年間至少有一百五十幾種新興宗教，在許多典籍中仍可看到當時僧侶努力梳理佛教與這些新興宗教的關係，較有名的例子如釋雲棲與釋道開對羅教的批判，日本學者酒井忠夫也認為，羅教為宋代以後禪淨一致之南禪宗結社的民眾翻版。佛教界面對生存危機，逐漸興起一股刻藏的運動，募刻《嘉興藏》的發起人紫柏真可 (1543-1603) 認為過去大藏經只能束之高閣，不可能隨身閱讀，希望能刊刻一套便於流通的藏經。此後《嘉興藏》由僧俗合力向民間各階層以勸募集資方式緩慢進行。《嘉興藏》的刊刻事業很早便發展出業務分擔原則，據釋福徵疏曰：「徑山藏板，不得發經。楞嚴發經，不得藏板。」明確區分徑山寺與楞嚴寺的功能，避免爭執。

　　關於嘉興楞嚴寺的角色，陳教授指出當時紫柏慧眼獨具，選擇位於鬧區的楞嚴寺確實有利於請購與運輸藏經（現嘉興博物館內還藏有當時楞嚴寺與精嚴寺的文物）。然而，入清之後楞嚴寺後繼「漸不得人」，慢慢衍生刊印流通的障礙，除了般若堂經坊執事與楞嚴寺住持的人事內鬨，還有其他如刻板未完成、移坊私印、經價不一等問題。及至嘉慶、道光年間，經板已喪失百分之六十以上。藏板日漸消失，其流通之力亦隨之趨緩。《嘉興藏》的出版也受到清朝皇帝干預，雍正帝便曾藉禪師語錄入藏浮濫之名，行清理佛門等文字獄之實。清中葉後，位於嘉興商業區的楞嚴寺與精嚴寺「寺屋、寺產相繼被占用。咸豐年間，太平軍占領嘉興后，進駐精嚴講寺，寺宇被拆……清末民國年間，戰爭頻仍，寺宇逐漸改為民居，寺產也無從落實。」陳教授投影出田野考察楞嚴寺舊址的照片，並語重心長表示，若欲深入了解嘉興楞嚴寺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與遭遇，嘉興博物館所藏楞嚴寺文物之研究及現地訪談紀錄甚為重要。

　　《嘉興藏》的海內外流通案例甚多，不管是透過請經或商品販售模式（南京船、寧波船），或藉由人群的移動（商人的海外貿易、明清鼎革人群大規模的海內外流動遷徙、區域間僧俗的行走往來與交流），將《嘉興藏》傳播至海內外。當時僧侶亦有兼商，他們從事海上貿易，籌措資金以改善其宗教事業。陳教授引用日本學者大庭脩的研究，指出日本長崎甚至比中國其他內部地區，更能直接經由海路從楞嚴寺取得藏經。如著名的《鐵眼藏》，根據日本《上越教育大學所藏黃檗鐵眼版一切經目錄》的「解題」，便是日本商人勝性印於中國貿易時所買取，而非隱元從中國境內帶來。

　　另一要地是廣州珠江邊的海幢寺，明末曹洞宗高僧天然和尚 (1608-1685) 住持此寺，其法嗣今無法師 (1633-1681) 於康熙元年開發於此，買地擴建殿堂與藏經閣，是廣州四大名剎之一，因設有經坊，亦為廣州刊印佛書的重要流通道場。據載十八世紀為該寺鼎盛時期，同時作為外商觀光遊憩的指定佛剎。位處原本即與海外交通往來極為密切的廣州，更加俾便海幢寺經藏佛書的海外流通。陳教授利用《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中的畫作，一窺清代海幢寺的舊觀，此外由於現存於越南的《沙彌律儀要略》上題有「海幢之重來結集軒」字樣，可以勾勒出海幢─鼎湖山─越南的線索。經藏分別從水、陸兩種途徑流往越南，水路是從鼎湖山經寮沿著端水流域抵達慶雲寺，再入西江水系至北越；或先到廣州等沿海城市，循海上貿易至越南。陸路則是越南僧侶或使者，穿越廣西鎮南關入廣東肇慶鼎湖山慶雲寺，這條路線既是越南使者朝貢的路徑，也是僧侶求法、求戒、求佛書典籍的必經之路。

　　海幢寺的佛典也流傳至歐洲，此處經坊最早的刊本，是順治十三年 (1656) 刊刻釋道獨 (1600-1661) 的《華嚴寶鏡》。海幢寺印經坊所印刷出版的佛經典籍，稱為「海幢寺經坊本」，流通海外者為數眾多。如王次澄等編著《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海幢寺組畫》（第五卷），當中提及海幢寺的印經坊是當時廣州最大的印刷工廠之一，法人 T. Allom 所繪製的海幢寺場景圖彷彿再現當年盛況；除了印刷佛經外，也出版其他書籍。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圖書館就收藏有八十多種海幢寺出版的圖書。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 (Bavarian State Library) 藏有海幢寺刻經二十八部，這些刻經「多翻刻或仿刻自《嘉興藏》」，可見「《嘉興藏》對海幢寺刻經的影響之大」。

　　在精彩的演講後，與會政治大學中文系林桂如教授提問，江南士人群體對《嘉興藏》刊刻出版影響頗鉅，明清易代之變動對江南士人與出版界打擊很大，入清之後，出版的重心也開始北移，易代的因素對於士人參與刻藏是否有影響？陳教授回應，江南士人對刻藏的護持因素可能很多，有些第一代真心護持佛法，但傳到子孫輩可能就是出於秉承先人意志，或者自身也祈求功名等；至於亡國是否有所影響，也不一定能從行為下判斷，例如有些收藏家本身對文化事業的熱情大過於國家認同，因此易代後仍繼續護持刻印，所以要依個案判斷。陳教授總結，東亞的港口城市是明清佛教對東亞影響的縮影，這種從寺廟到港口再不斷輾轉的關係，能夠透過追索經藏流通來一窺其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