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生活史料讀書會」第四次討論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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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明代文人生活史料讀書會」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徐泓教授演講,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邱澎生教授主持。徐泓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中國城市史,關注課題包括鹽政、城市、社會風氣與家庭人口等,著有《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清社會史論》譯注〉、《明清社會史論文集》、〈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與〈明代的婚姻制度〉等專書、論文八十餘種。
徐教授本次的講題為「明朝國號『大明』的來源」,釐清學界長期以來對於明朝國號的討論,並提出明朝國號「大明」源於《易經》,非源於明教的緣由與意義。洪武元年 (1368) 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詔》中說道:「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這份詔書及往後的官方文書中,皆未說明以「大明」為國號的緣由。直到宣德以後,私家文集、野史興盛,談論明初史事者漸多,遂見國號「大明」的討論。如夏原吉 (1366-1430) 的《一統肇基錄》認為大明源自道教,又如祝允明 (1460-1526)《野記》記載,國號「大明」與劉基 (1311-1375) 先後投靠小明王韓林兒 (1340-1366) 及朱元璋有關。但這些記載或不符史實,或望文生義,大多不可置信。因此,學界也有各種推測,未成定說。
徐教授歸納中國歷代王朝國號的由來,有以發跡地定者;以祖先封地定者;以封號爵位定者;以統治區域定者;以發跡地特產定者;以創業者姓氏定者;以古代中原大國國名定者;以讖語或經文定國號者八類。1923 年,日本學者和田清 (1890-1963) 指出,宋朝屬火德,韓林兒以復宋為號召,定國號為宋,自認為火德。朱元璋是韓林兒部下,也崇尚火德,故定國號為「大明」。惟受限於當時的時空背景,中國學者對於日本學者的論點不甚瞭解,之後也乏人注意。
1941 年,吳晗 (1909-1969) 發表〈明教與大明帝國〉一文,主張大明國號源自明教,「大明」出於韓林兒之「明王」,「明王」則出於《大小明王出世經》。之後,吳晗將此說寫入 1944 年出版的《由僧缽到皇權》(1949、1965 年改版為《朱元璋傳》),因而廣為流傳,幾乎成為定論。1970 年代,開始有對吳晗論說提出質疑,其中最重要的學者是楊訥 (1935-2019)。楊訥指出,吳晗認為明教在北宋末合於白蓮社說有誤,白蓮社與白蓮教並不相同。元末的白蓮教並非明教,明教與白蓮教雖有相似之處,卻是各自獨立的教派,明教徒信奉摩尼佛,白蓮教徒信奉阿彌陀佛。朱元璋訂的大明國號出自《佛說大阿彌陀經》,其經文有「阿彌陀佛」、「大明」之語。阿彌陀佛為「光明之王」,又可簡稱為「明王」。這都出自佛教經典,與摩尼明教無關。楊訥的論點並未受到重視,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陳學霖教授 (1938-2011) 於 2009 年發表〈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 問題〉,宣揚楊訥的主張。
徐教授表示,他在授課時也採用楊訥的論點修正吳晗舊說。不過,楊訥仍沒有脫離從朱元璋的宗教信仰此一角度,探究大明國號訂定緣由。2014 年,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的杜洪濤在《史林》發表〈明朝國號的出典與正統意涵〉一文。杜洪濤別於吳晗思路,主張明朝國號與明教、白蓮教無關。因為,至正二十六年 (1366) 八月的〈高帝平偽周榜〉中,朱元璋已公開否定彌勒信仰,並稱之為「妄誕」的「妖言」、「妖術」,朱元璋不可能再選擇與白蓮教相關的國號。若要探求國號「大明」的來由,仍要從儒家經典著手。
檢視儒家經典得知,《詩經》有詩〈大明〉,《易經‧乾卦‧彖傳》則有「大明」之文。重要的是,《易經‧乾卦‧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元代國號「大元」出自「大哉乾元」,明代國號「大明」若出「大明終始」,則是接續在元代之後,上下文相連顯示元朝、明朝的傳承關係。因此,杜洪濤以《易經‧乾卦‧彖傳》為「大明」的出典,是很有說服力的論點。
徐教授在杜洪濤的論點上進一步申論,元明之間的關係過去多認為是斷裂,但是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元明之間的連續性。從明代開國建立的制度來看,舉凡政治、社會、軍事與財政等各方面,都有沿襲元朝的現象。例如中書省宰相制、行中書省制、軍民匠灶身分世襲的戶籍制、樞密院、衛所制等均繼承元制,不過稍加修正。然而,促成明代制度承繼於元代者,即是明初開國的大臣。這些大臣曾仕於元朝,熟悉前代典章制度。尤其,在開國規模和制度規畫出力最多的劉基,在元朝曾中進士,擔任縣、省級官員,對元朝制度瞭解甚深,對元初開國歷史也應相當熟悉。
蒙古入主中國,為能取得中國人民支持,採取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以接續漢人政權,成為正統的中國皇帝。忽必烈建設大都城時,聽取劉秉忠 (1216-1274) 建議,建設一座依儒家理想、合乎《周禮》的城市。在國號方面,也聽從劉秉忠的建言,以十三經之首《易經》中的吉利詞語「大哉乾元」,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號,在至元八年定國號為「大元」。在《建國號詔》中言:「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
徐教授認為,明初劉基的角色與元初的劉秉忠類似,劉基是朱元璋主要謀臣,規畫興建首都南京,並為大明訂國號。劉秉忠取《易經‧乾卦》訂大元國號,劉基也同取《易經‧乾卦》為大明國號,標誌大明王朝承繼大元王朝的正統性。而且,明太祖起兵但尚未建國以前,已有不少使用《易經》作為標語的例子。例如,至正十八年 (1358),朱元璋在浙東行省金華府省門立了兩大黃旗,在旁立了二牌,寫上「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明大宋天。九天日月開黃道,復國江山富寶圖」,其中「日月重明」出自《易經‧離卦》。至正二十年 (1360),朱元璋親筆書寫「六龍時遇千官覲,五虎功成上將封」於府門,「六龍時遇」則出自《易經‧乾卦》。至正十九年 (1359),浙東儒生劉基、宋濂 (1310-1381) 與葉琛 (1314-1362) 等人已加入朱元璋陣營,「六龍時遇」很可能就來自劉基的建議,也透露出大明國號出自《易經》的線索。
從明朝建國時期的當下氛圍,朱元璋政權君臣人民的心願,及國號出典的意義而論,以儒家首要經典《易經》的首章「乾卦」之「大明終始」、「終而復始」生生不息的文義來訂國號,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預言,更為妥切,更為正當,更能堂皇地彰顯「大明」王朝「復漢官之威儀」的華夏傳統。嘉靖年間學人李純卿和王世貞曾論及國號「大明」的意義云:「建元洪武元年,復中國之統,國號曰『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這正和徐教授所推論的《易經•乾卦》「大明終始」文義建國號說,既緒華夏正統,又佑國祚永續,互相呼應,不謀而合。
不過,明代官方為何沒有解釋國號緣由,或因相關文獻遺失,或因明初士人熟讀《易經》,因此「大明」典出自《易經》不言自明。或者,明初朝廷不把「大明」國號的來歷說清楚,可能還有一種考量,即同時吸納儒生與非儒生之白蓮、彌勒信眾的支持,故意模糊一點,留給立場不同的支持者各自想像與解釋的空間,以擴大支持者的範圍。總之,此問題還值得繼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