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緒教授演講「改姓與復性：明清時代江南士人的家族認同與社會流動」紀要

　　本次演講，是岸本美緒教授於東海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的「重返江南：明清交替時期的民眾與社會」學術座談會上，發表的主題演講。岸本教授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專家；明清社會經濟史為日本學界於 20 世紀後半開展的重要領域，最初主要聚焦於江南，包括岸本教授自己的研究，亦是以松江府為起點。儘管隨著 1980 年代的研究轉向，江南已不再是討論的中心，後續學者更傾向帶著宏觀的視角，以及對時空多樣性的意識，檢視明清時期的中國，但在睽違了 40 年之後，「改姓與復姓」這個主題，再一次將岸本教授帶回了松江府。作為一個改姓、復姓現象較為顯著的地區，松江府留有包括方志、文集、族譜、隨筆等各種豐富的史料，而岸本教授的這場演講，即以松江為中心（時而擴及蘇州等周邊地區），探討明清時期地方改姓、復姓現象的發展變化與其社會背景因素，以及彼時士人的看法。

　　岸本教授對明清改姓概況的統計數據，主要是根據地方志中的選舉表。儘管由於一些註記上的限制，表中「本姓」等記載的數目未必能涵括所有改姓者，但已足略窺改姓、復姓者增減的概略動向。就時序性的發展趨勢來說，岸本教授分別將明、清兩代以正德、雍正兩朝為分界，大致分為四期，並得出以下趨勢：明初松江地區中舉士人中，改姓、復姓者的比例很低，至正德以降才逐漸增加；而清代的發展則相反，從明末到清初，中舉士人裡改姓、復姓者的比例都相當高，但在雍正以降開始減少。

　　關於明末清初松江望族成員的改姓情況，岸本教授注意到清初葉夢珠 (1624-？)《閱世編》列舉的 67 戶有力宗族中，至少有 15 家存在復姓的科舉及格者。這 15 支家族中，雖不乏復姓當事人是族內首位獲取功名者的狀況，但超過一半以上都是成為士紳家庭之後才出現的案例。這表示在當地，不僅中下階層，就連上流階層，對改姓也沒有太大的反感或羞恥感。不過即便如此，多數人在考上科舉而任官之後，還是希望能復姓歸宗，且故意的「冒姓」行為還可能成為批評的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不少相關史料會具體說明改姓的事由，但到了清代，即使在前期改姓、復姓者的數目一度明顯增加，具體記載反倒不復可見了。透過現有的材料，岸本教授將明清時人改姓的理由，大致歸納為「家庭環境的實際變動」（包括入贅、姻戚收養、親戚以外的收養）和「考試策略」（冒姓應試）兩種狀況。這兩種情況在各個時期都是存在的，不過冒姓應試的案例在清代較多，是彼時士人的一種考試策略。此外，岸本教授也注意到一些涉及政治因素的改姓案例，比如靖難戰後為逃避整肅而易名換姓的建文遺臣或其親屬。

　　除了改姓，岸本教授亦討論了明清時人復姓的動機和過程。一般平民復姓，似乎不需辦理特別的手續，但明代文官要復姓時，必須向吏部申請，經過該部調查得到認可。到了隆慶年間，以京堂官為範圍，相關手續被予以簡化，而從實際案例來看，松江官紳的復姓運動，似乎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趨於興盛。當然，亦有些人其實是以復姓為名目，試圖攀附有力的家族。而在復姓之外，岸本教授還注意到了選擇「不復姓」的案例。此類案例顯示，當時江南地區的風氣，並非一味推崇復姓，而是將「繼承本宗」和「報答養家」都視為重要的道德義務，更因此衍生出「合同族祠」、「復姓後將養家姓加入名字」等兼顧二者的折衷辦法。

　　儘管社會上確實存在關於「報答養家」的概念和顧慮，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在從「士風」角度討論改姓、復姓的問題時，卻往往片面地主張「繼承本宗」的重要性，對改姓的流行慨然興嘆。岸本教授以毛一鷺（1581-1628，萬曆中曾任松江府推官）〈申詳學院條議〉、張履祥 (1611-1674)〈姚子復姓記〉二文為例，呈現知識分子對彼時「攀附」風潮的批判，並指出此種「攀附型改姓」與明代前期江南地區人們於荒田重賦下離鄉流動，從而產生的「維生型改姓」，已經完全不同。對後者來說，入贅、改姓本是萬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其子孫亦多將之視為先祖刻苦發家的功績，而非漠視人倫的惡行。但在明代後期，隨著江南經濟的繁榮，「攀附型改姓」越發吸引時人的注意和批評，逐漸取代以前「維生型改姓」的正面形象。

　　乍看之下，「攀附型改姓」風潮和復姓風潮好像是兩股完全相反的運動，但岸本教授認為，二者其實都可說是明末江南競爭社會下的產物。明末江南社會是階層流動率極高的競爭社會，所謂的「攀附」之風，即是在此激烈競爭中爬上社會階梯的策略之一。另一方面，若將觀察的時段拉長，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明代中期以降，越發活絡的宗族組織運動，其實同樣是在激烈競爭中謀求社會地位的穩定、上升的一種策略，而復姓風潮便是此運動的一部分。

　　往後，江南社會一度在明清之際的動亂中遭受破壞，並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逐漸穩定下來，彼時如明末那般針對「攀附」風潮的嚴厲批評幾乎已不復存在，或許與當地鄉紳家族於鼎革戰亂與繁苛賦役之下的沒落有關。雖然到了清代前期，改姓、復姓的人數又越發增加，但其社會背景已不同於明代，改姓不再是為了攀附富貴人家，而是作為增加報考機會的臨時手段，廣泛地普及於士人階層。雍正以降，清政府對考試舞弊的取締趨於嚴格，迫使許多曾改姓應試的生員紛紛復姓。雖然無法確定實際的情況，但至少在方志選舉表上，乾隆朝後冒姓應試者似乎急速減少。到了嘉慶年間，幾乎已不見「本姓」、「復姓」之類記載了。

　　在演講的總結，岸本教授又以「社會流動與宗族形成」的角度，重新概括明清時代江南改姓、復姓問題的動向：明代中期以後，隨著商業的發達，城市成為人口流動的熱點，並促成以城居鄉紳為中心之「宗族組織運動」的活絡。宗族觀念的核心，在於其成員共有生命本源的直接一體感，故能發揮近似「安全網」的功能，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上，維持地位的穩定。然而明末的江南社會，望族的地位其實並不穩定，「攀附型改姓」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企圖跟豪門巨室建立關係的投機性嘗試，其利己動機相當明顯，與前述宗族觀念所抱持的倫理完全背道而馳。因此，在「攀附型改姓」流行的同時，對此種行為之批評也隨之激烈起來。明清交替以後，鄉紳勢力的衰退，使得「攀附型改姓」也隨之減少，但爬上社會階梯的競爭仍在繼續。在此過程中，科舉成為一個被廣泛利用的渠道，取代了個別的攀附行動，以冒姓增加中取機會，讓改姓於清代變成一種考試策略。岸本教授還提到，到了清代後期，在無親生兒子時，讓異姓男孩承繼的事例，於江南宗譜仍可零散地見到，但這些事例不過只是用以修補宗族這個安全網中的小破綻，已不再被視為重要的社會問題。這或許意味著，一直內藏著「宗族」這個安全網的江南社會，歷經明清之際的動盪、破壞、逐步恢復，持續發展至當時，已經能夠實現進一步的成熟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