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教授演講「《尼布楚條約》與東亞地圖國家的形成」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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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念申教授,現為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及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宋教授的研究興趣為區域及全球史視角下的中國近現代史、邊疆與民族、東亞史、城市、歷史地理等。著有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製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及多篇中英文期刊論文。此次受邀來臺,分別以東亞地圖國家的形成及中西地圖交流為主題,作兩場系列演講。
演講伊始,宋教授提出幾個問題:東亞的領土國家觀念是何時形成?人們對於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想像,何時不再只是王權、神權,而是落實在「領土」這個指標上?此外,本演講並不探討《尼布楚條約》條約的簽訂始末,而是將其視作近代早期歐亞大陸上,幾個主要國家共時性變化的歷史錨點。因此,宋教授從全球性視角,探討《尼布楚條約》簽訂前後,俄、法、中三國間在地圖測繪上的交互作用,以及中、俄在歐亞大陸東部勘界餘波,如何刺激了朝鮮與日本以地圖形塑新的國家想像。
回顧17、18 世紀全球的歷史背景,彼時受全球貿易的皮毛物資需求與地緣競爭等因素,驅使歐亞大陸兩端分別出現沙俄東擴與滿洲崛起。兩大帝國各自從西、東方向的開拓,促成西伯利亞與歐亞大陸的東北等歐亞大陸最後開發的邊疆地帶得以納入知識體系之中。從地圖學的知識塑造來看,這塊原先在東、西方的地圖學傳統中,多畫為空白、缺乏資訊或是妖魔志怪遍布之地,隨著實地調查的展開,逐漸填補完整。
在沙皇委託之下,1667 年西伯利亞總督彼得.伊萬諾維奇.戈杜諾夫 (Pyotr Ivanovich Godunov, ?-1670) 組織班底,繪製首張西伯利亞全境的地圖。此圖為日後俄國西伯利亞製圖的基礎,後世稱為〈戈杜諾夫地圖〉(Годуновской карты)。該圖在俄國的托波斯克繪製,其特點是方形大陸、北下南上,以河流網路作為最重要地理座標。
在地圖繪製完成的同一年,黑龍江流域發生一起逃人事件。原先歸附在清朝的根特木爾,後來倒向沙俄,激化了中俄兩國在此地的矛盾。康熙帝 (1654-1722) 親政後,屢次同沙俄交涉要求刷還根特木爾,但都沒有結果。1675年,沙俄派遣尼古拉.斯帕法里 (Nikolay Gavrilovich Spafariy, 1635-1709) 使團赴北京接觸。雖然清俄雙方交涉未果,但是在使團停留北京期間,斯帕法里認識了作為翻譯的清廷耶穌會士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向南懷仁介紹歐洲到中國的陸路通道的同時,斯帕法里也從南懷仁處獲得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的《中國新地圖志》與《韃靼戰紀》等資料。回到莫斯科後,斯帕法里提交諸多紀載中國事務的書籍手稿與路程報告。雖然他的著作並未在俄國發表,但很快經由到訪俄國的西歐諸國人流傳到了西歐,引起歐洲轟動;而衛匡國《中國新地圖志》記載中國北部與朝鮮是半島的地理知識,也出現在此後的俄國地圖之中。
《尼布楚條約》(1689) 條約簽訂後七年,西伯利亞總督下令,繪製西伯利亞全境地圖,此次任務委託給了謝苗.烏裡亞諾維奇.列梅佐夫 (Semyon Ulyanovich Remezov, 1642-1720)。他所繪製的諸多地圖作品,可見到地圖東南角(因南上北下,即位於地圖左上方),標有中國長城後方為「中華王國」,與黃河、長江;再往東處可見日本島與周邊島嶼。此外,這些作品大多製作於托波斯克,使得這座城市成為西伯利亞地圖的生產中心。
宋教授指出,沙俄帝國對西伯利亞地理知識的塑造,正反映著一個崛起中的帝國,需要對其空間有新的認識。在彼得一世 (Peter I, 1672-1725) 的支持下,地圖測繪得以建制化,1724 年成立聖彼德堡科學院,積極引入科學測繪。在聖彼德堡科學院成立後,皇帝委託地理學家伊萬.基里洛夫 (Ivan Kirilov, 1689-1737) 聘請外國教師,基里洛夫找到了法國科學院的天文學家約瑟夫-尼古拉.德利爾 (Joseph-Nicolas Delisle, 1688-1768)。兩人雖然是最重要的主事者,但在技術問題上產生分歧,因此兩人分頭測繪。1734 年基里洛夫率先出版俄國地圖集,而德利爾則耽於縝密的考察和計算,遲至 1745 年才出版他的俄帝國地圖集。雖然德利爾在俄國不太得志,但其作品對法國的東亞製圖起到關鍵作用。之後,沙俄組織探險隊跨越歐、亞、美洲,前往遠東的堪察加半島及其西南方的千島群島,並繼續向東行駛抵達阿拉斯加等地。此次俄國前往亞洲之行,讓日本人意識到自己的北方門戶洞開。
清中國的地理調查源於康熙帝與法國耶穌會士的關係。康熙帝對於西學的興趣,促使他在 1683 年命比利時籍傳教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回歐洲,陸續招募耶穌會士來華。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聽聞後,讓傳教士以「國王數學家」的名義赴亞洲,其中的張誠不但參與《尼布楚條約》的談判,更勸說康熙測繪帝國全圖,其成果便是《皇輿全覽圖》。宋教授指出,此次測繪除了滿足康熙對新地圖的需求之外,也是完成法王對於測繪全球、以重新理解法國領土的雄心之的一個組成部分。
若將目光移向那時的歐洲,可以看出16 世紀後期西歐地圖業的核心和領導者由荷蘭轉向法國的現象。其原因是在《威斯特伐利亞協約》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大背景下,地圖測繪日益受到國家的支持和主導。法王路易十四就全力支持凱西尼家族的科學事業,由此,歐洲地圖的風格,便從尼德蘭製圖學派的商業性和美觀性,轉變成法國地圖那種強調實測的精確度與科學性。這反應的是國家需要「如其所是」地表達領土,國家的視覺表達,也日益等同於領土實體的形狀、大小,這構成現代地圖學的雛型。康熙《皇輿全覽圖》通過法國傳教士傳回法國,使得歐洲獲得全新的中國地理圖像,其中的代表,就是法國國王製圖師唐維爾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 製作的《中國新地圖集》。
清俄勘界的餘波也分別影響朝鮮與日本,使兩國產生領土焦慮。朝鮮主要受清朝影響。17 世紀中葉,清朝兩度要求朝鮮派遣援兵,共同征討「羅禪」,不過此時的朝鮮還不知道敵方是何人與來自何方。直到 18 世紀初《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又讓朝鮮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康熙帝想要勘定中朝邊界,卻引發朝鮮與君臣的忌憚,1712 年的穆克登定界事件,刺激了朝鮮對邊界安全的強調;1713 年獻圖事件,朝鮮提供有誤的地圖給清朝。此時朝鮮國王下令製作的朝鮮地圖,又經由傳教士傳到歐洲,至 1737 年荷蘭海牙出版(正確地說是盜版)唐維爾《中國新地圖集》之中的《朝鮮王國圖》,該圖是歐洲第一幅朝鮮專圖。同時,穆克登勘界調查,使得此後的朝鮮地圖中,屢屢出現用白頭山(長白山)、定界碑、木柵與土堆,代表中朝之間的界限,這些地標也成為朝鮮地理書寫中重要的邊界認知。19 世紀中,金正浩 (1804-1866) 採用數學方法,繪製大比例尺的《大東輿地圖》,這是朝鮮傳統製圖學的頂峰,此時朝鮮領土的形狀已經相當寫實和準確。
日本方面,則是從 17 世紀末開始就受到俄國東擴的影響,俄羅斯沿千島群島南下至北海道和本州北部,刺激江戶日本對於北方安全的憂慮。從 18 世紀末開始,江戶知識份子將注意力投向過去很少有人關注的日本北方邊疆──蝦夷地(今日北海道、千島群島、庫頁島)。像是 1785 年,注重海防的學者林子平 (1738-1793),繪製《三國通覽輿地路程全圖》,圖中三國分別是蝦夷、琉球與朝鮮,首次將日本放置在海國之中,以強調其海洋地緣關係。江戶時代日本製圖學的頂點,是伊能忠敬 (1745-1818),經過十次踏查,用實測方法第一次勘測全日本,最終繪製出大比例尺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
從跨域的角度來看,東亞三國在 18 到 19 世紀皆出現高精度的國家地圖。而產生地圖的誘因,在於這些國家需要面對邊疆危機。解決危機的重要技術,便是來自歐洲的大地測量理念或技術。測繪地圖體現了人們重新審視國家的衝動。與同時期的歐洲類似,近代東亞國家的成立始於邊疆,完成落點在對領土的新觀看方式。在此過程中,華夷秩序觀念轉化並扮演關鍵角色,不論是清朝、朝鮮,還是日本,傳統夷夏大防的定義出現轉變,例如,該「防」怎樣的「夷」(洋人、俄國人)?同時,在外部刺激下,三國強化了自身的邊界感,為朝向領土國家的轉變奠定基礎。
最後,宋教授以「一段現代地圖的全球史」作為演講尾聲。隨著沙俄帝國的擴張,與隨之而來的西伯利亞測繪,完成了人類忠實描摹亞歐大陸輪廓線的最後一塊拼圖,也重新定義了亞歐邊界。此舉引發的地緣與知識震盪,席捲整個大陸。17、18 世紀,歐亞大陸兩端因戰略競爭,且在新技術、新理念的幫助下,使其產生對國家空間的新理解。一些被認為是歐洲國際法的概念,如條約、領士、邊界、排他性的國民等等,逐漸嫁接在東亞傳統的人地觀念之上,並成為一種新的概念。宋教授認為,應當反思近代化敘事中的歐洲獨特性,因為從現代地圖的形成來看,其實是歐亞各個大帝國相互碰撞、吸收、借鑒、交流的結果。並非單純且單向的「西學東漸」,而是「現代」與「亞洲」這兩個概念互為内在。
討論環節中,學者們針對古地圖的繪製概念與用途,與宋教授進行精彩的討論。宋教授緊扣「地圖國家」的概念,指出 18 世紀的法國和中國等國,對領土想像沒有現代國家般的強烈。地圖繪製與實際用途(如海防、軍事)相關,而非僅為呈現領土範圍。理解古地圖應回歸其具體用途和時代背景,而非以現代主權國家的觀點來解讀。此外,與會學者也針對地圖的軍事用途、清代西北史地學,以及製圖技術的傳播等議題進行提問與交流。